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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頻繁上演“電荒”、“煤荒”和“油荒”，多因能源定價機制不合理。臨近全國兩會召開，有關資源能源價改的話題再次變熱。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近日表示，今年物價漲幅有望明顯低于去年，應穩妥推進資源能源價改。周望軍強調，價改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漲價”，價改的目標也不能簡單地概括為“與國際接軌”。
回顧此前資源品價改試水的歷程，似乎無法擺脫“一改革就漲價”的怪圈，進而引發了部分民意反彈。其實，在爭議表象背后，卻是資源品壟斷經營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的根本癥結。以近年來各地水價調整為例，“聽證會”的單一形式以及“逢聽必漲”的雷同結局，使得水價上調更像是水企導演的一場秀。市場普遍質疑的核心在于，水務企業擁有行政性自然壟斷地位，在每次聽證會上均以成本高企、經營虧損為談判砝碼要求提價，但是其經營成本的明細金額是多少、各項費用列支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轉接不合理成本的沖動、水價上調幅度的科學依據是什么，均處于“暗箱”之中。顯然，信息不對稱的聽證會往往難以服眾，而成本不透明和成本結構不完整則成為能源行業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此外，行政力量對市場干預過多，也阻礙了市場自發調節力量的顯效。在電力市場，發電企業長期在“市場煤、計劃電”的制度框架中掙扎就是一個典例。
就此而言，資源價格改革的確是大勢所趨，但是改革全面推進的前提必須要明確。至少包括，資源企業成本全公開透明、價格聽證制度能漲能跌、中低收入群體財政保障資金落實到位。此外，在價格改革的同時，必須要把資源企業市場化改革同步推進，否則就難言相關改革是“穩妥推進”，更加難以避免改革變成漲價的代名詞。
資源能源價格改革的目的并非漲價，而是要抑制壟斷、行政過度干預等非市場化因素的蔓延，通過競爭破解價格定位難題。從國際經驗看，英國等西方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末也曾興起過公用事業民營化運動。具體路徑是在行政部門制定好管理框架的基礎上，引入多家企業參與能源品供給競爭，以最終實現低價優質服務。以此觀之，在我國資源品價改過程中，行政身影也應當逐步抽身，回歸裁判員角色，同時放手多種資本力量入場博弈。如此改革的結果就是，讓市場價格發現機制顯效，并通過價格杠桿對供求關系實施反作用，從而引導市場合理、有度地消費資源品。當然，主管部門有義務對受到沖擊的中低收入群體進行安撫，通過財政補貼等形式幫其緩解改革初期的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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