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利率市場化一直備受關注，我國的利率市場化問題可以簡約為存貸款的利率市場化問題。進一步推進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在理論上存在先放開存款、后放開貸款；先放開貸款、后放開存款；存貸款同時放開三種路徑。目前來看，雖然“先放開貸款、后放開存款”的呼聲較高，然而具體的放開次序還要根據我國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市場的具體情況來定奪。
“先放開貸款、后放開存款”的路徑更為符合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貸款利率決定的是資源的配置，存款利率則決定財富的分配。貸款利率合理化有助于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最優化轉換，由“看不見的手”引導資金流向收益最高的產業，實現經濟資源的帕累托分配；而存款的扭曲是對儲蓄者財富分配的扭曲，帶來資金供給方的不合理投資回報。相比較而言，貸款利率對于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占主要影響，對其放開的訴求更加迫切。
然而，從國際經驗來看，貸款先行還是存款先行并沒有給出一個成功的范式。就目前中國金融體系的狀況看，貸款利率下限放開的準備工作更為充分。在過去的2011年里，中國人民銀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實施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大量回收銀行間的流動性，使得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受到嚴重削弱。商業銀行的貸款投放方向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在大企業上，本來就不占優勢的中小企業貸款受到更加嚴重的擠壓。相比較而言，銀行對大企業的談判能力相對低，這部分貸款正常情況下實行貸款基準利率下浮的比例較大。但根據數據，商業銀行貸款下浮的比例已經逐漸減少。
從這一角度看，貸款利率下限的控制似乎已經不再起制約性的作用，現在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并不會帶來貸款利率的過大波動，能夠最大化的釋放貸款利率改革風險，于無聲之中實現管制向市場的轉變。同時，也能夠給予商業銀行充足的時間來增強貸款定價的能力。有利于保持銀行業合理的結構，引導銀行業向著更加健康的行業格局發展。
在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中，受到沖擊最大的不是大型商業銀行，而是中小銀行。如何避免對中小銀行帶來過大的沖擊，甚至迫使其倒閉是控制風險的核心內容。貸款下限的放開，無論從貸款期限上講，還是從貸款投向上講，都對中小銀行有一定的保護，能夠最大化的減少對中小銀行的沖擊。
雖然
“先放開存款、后放開貸款”的路徑并不常被人討論，但是伴隨著通脹的不斷走高，適當考慮轉變放開路徑，通過利率市場化路徑的選擇改變銀行的吸儲壓力，配合貨幣政策取向也不失為另一種選擇。
對于存款利率放開的訴求，主要來自于居民儲蓄負利率的事實。自2010年2月開始，CPI同比增速超出一年期存款利率，到2010年5月超過了3％的警戒線，
2011年7月份CPI同比上漲6．5％，創近三年來的新高，實際利率達到－3％，儲蓄者的財富嚴重縮水。商業銀行存款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展開了針對存款的惡性競爭。基于此，呼吁存款利率放開的聲音越來越高。但是存款利率的放開也不能只考慮儲蓄者的利益，草率放開存款利率并不合適，存款先行的路徑飽受爭議。
在先放開貸款的路徑下，中小銀行由于其貸款期限和貸款結構的特殊性，能夠靈活的規避一些改革風險，但是在存款利率先放開的情況下，中小銀行受到的沖擊尤其之大，其在機構網點、存款來源等均不占優勢。而存款利率涉及面廣、敏感性強，其放開的影響范圍非常廣。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要加大中間業務發展，不斷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自身服務質量，轉變經營模式，以防止惡性競爭和道德風險等后果的產生。
宏觀經濟狀況和銀行監管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利率市場化的路徑、進程和結果。存款貸款同時放開無論是在對宏觀經濟方面、微觀經濟方面還是金融業發展程度上都需要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有穩定的宏觀環境，財政收支平衡、經濟持續發展、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其次，要求商業化的銀行體系和金融機構呈現良性競爭的局面，有著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體制與結構十分完善。但是目前來看，采用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放開利率管制是較為可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