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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走弱和對硬著陸擔憂上升的情況下，決策層日前做出了“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回應，“穩增長”迅速成為經濟工作的主題詞。可以預見，下一步經濟政策將會更有作為。
“穩增長”與過去的“保增長”有一字之差，含義也有所不同。前者著眼于增長的健康與可持續性，注重的是增長的內在質量，而后者更是一種特殊經濟條件下的方針，它注重的是增長的外在結果，以及不惜動用一切手段的含義。從“保增長”到“穩增長”，顯示決策層認識的微妙轉變。
目前，雖然“穩增長”理念已為人所接受，但是“穩增長”作為經濟指導方針的地位目前看來并不穩固。一方面，從政府到實業與學界層面，一些人對“穩增長”下速度和質量之間有舍有取心里沒底，擔心“穩增長”使政策出牌過于保守，隱隱可見“政策力度應更大一些”的催促之聲。另一方面，過去“保增長”下形成的路徑依賴，誘惑著一些人重新回到那種運作嫻熟且能夠快速做大經濟總量的舊模式上去。尤其是在外需下降內需乏力的當下，很多人還是對“保增長”有一種老情人般的迷戀。
通過及時預調微調化解經濟下行帶來的一些現實矛盾，緩解市場心理恐慌值得肯定，但預調微調的政策終究是治標的措施，其“穩增長”的效果難以長久。要想實現更長遠的“穩增長”，治本之道是進一步深化改革。
就目前來看，各界對經濟政策的預期集中在四個方面：其一，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其二，出臺刺激消費的政策；其三，加快上馬大型基建項目；其四，加大結構性減稅以及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擴圍力度。除了第四點外，其它幾點都是人們所熟悉的老套路。這些政策一旦實施，對提高經濟增長率自然是有用的，但類似于2008年經濟刺激計劃所帶來的諸多“后遺癥”也有再度發作的可能。高喊數年的經濟轉型戰略之所以成效甚微，恰恰與這種“后遺癥”的消極影響有很大關系。
所以，目前環境下政府必須克制信貸大開閘與基建項目大干快上的沖動，確保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變形走樣、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至于加大結構性減稅以及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擴圍力度，則應做到總體趨勢是減稅，讓利于民，切莫通過加加減減所疊加的“障眼法”，反過來加重民眾負擔，從而將理論上的好事變成實踐中的壞事。
政策預調微調本質上是救急之舉，不是“穩增長”的長效機制。而且，預調微調在不同時期的反復運用，會形成行政力量干預市場的自我強化效應，使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變成“閑不住的手”。
針對經濟下行的壓力，“穩增長”著眼點是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穩定外需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在擴大內需上做文章。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的高峰時期，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蘊藏著巨大潛力，13億人口的巨大消費需求一旦充分激活，將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增長”提供難以估量的驅動力。然而，受制于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稅收物流環節抽血過多、物價房價偏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股市嚴重套牢中產階層等因素，愿景中的擴大內需遲遲難以實現。
不僅如此，由于中國商業道德日益滑坡、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中國居民跨境消費日益升溫，境外奢侈品和日用品都成為國人的搶購對象。出于各種擔憂，一些富裕中國人紛紛移民，將巨額財富轉移到國外。這一切，既導致內需的大量流失，也為中國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
諸如此類的問題，要想通過預調微調來解決，無疑是行不通的，只有通過深化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來從根本上破解。如果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享受初步改革的紅利之結果，那么未來中國經濟的“穩增長”周期，必須且只能通過享受深化改革的紅利來實現。市場化和法治化，仍應成為推進下一步改革的兩大價值取向。
應該看到，在政策預調微調之際，推進改革的努力并沒有停止。近期，浙江溫州和麗水兩地金融改革相繼試點，資本市場推出了一系列市場化的改革新政，鐵道部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鐵路實施意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正在國務院層面抓緊制定。我們希望，改革的步伐能夠更快一點，改革的力度能夠更大一點。目前，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中國經濟也有所減速，但這不是我們迷戀預調微調，從而拒絕深化改革的借口，而應成為我們深化改革的歷史契機。畢竟，為了將目標從“高增長”變為“穩增長”，中國已經在熱議中準備了兩年。而眼下全球經濟遭遇的深切痛楚，恰恰為減少中國推進改革所導致的陣痛感，提供了相對不壞的國際參照環境。
深化改革不要在乎一行一業的經濟小得失，不必囿于一年一度的政績小算盤，從現在開始，趕緊打一場深化改革的攻堅戰，去夷平壟斷陣營的高地，去擴大市場力量的領域，去打破僵化封閉的用人體制，讓權力尊重權利，讓政府服務民眾，讓財富公正分配，讓人才突破階層天花板而自由流動起來。改革的勇士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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