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就國內經濟運行是這種情況。但從世界一體化角度看，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有一個基本適應的規律。也就是說，中國城鎮化滯后工業化，意味著中國工業化在支持世界城鎮化的發展。并且，中國城鎮化還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推手之一。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互相促進的關系。與世界總體情況相比，中國城鎮化遠遠滯后于工業化。2010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平均城市化率為50.9％，工業化率26.1％，兩率比值1.95，同年我國城鎮化率51.3％，工業化指數是46.8％，兩率比值是1.09。發達國家更高，美法英德日分別達到了4.1、4.11、4.09、2.64、2.48。“金磚國家”也遠遠高于我們，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分別為3.22、1.97、1.38和1.15。
根據北京大學周其仁老師研究結論，道格拉斯·諾斯研究發現，在1970年美國的全部產出中，來自交易部門的貢獻高達46%—55%，發達后的美國有更多的人力資源從直接生產部門轉移到“交易部門”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業化率有更快的提升。今天中國工業是為全球市場供貨，是借助了“世界城市體系”的幫助。周老師認為，離開了香港、新加坡、漢城、東京、法蘭克福、漢堡、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倫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務、物流、技術和融資等多方面的服務，中國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應該沒有那么容易。顯然，中國的發展沒有促進中國的城鎮化，而是推動了世界城鎮化的發展。
我國城鎮化滯后原因在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貼補了世界城鎮化的發展，為世界城鎮化作出了貢獻。而在國內則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失衡。
一個是產業失衡。去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0.12%、46.28%和43.1%，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世界比較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均達到70%左右，美國超過了75%，香港超過了90%。發展服務業需要一個基本的硬性條件，這就是產業積聚和居住集中，就是城鎮化程度高。城鎮化與第三產業發展是良性互動的關系，產業越積聚、居住越集中，對服務業發展需求越旺盛，服務業發展的旺盛，為產業積聚和居住集中創造更好的服務環境，反過來促進進一步的產業發展、產業積聚和居住集中，推動城鎮化更好更快發展。
另一個就是內需和處需失衡。已經工作和生活在城鎮的1.5億農民工，同工不同酬，并且基本沒有或者很少享有社會保障，實際收入與真正城鎮居民要低一大塊。這意味著創造相同的GDP，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農民工拿到的相對城鎮居民要少，也意味著用于居民消費的比例份額要少。這就產生一個問題，農民工少消費這一塊最終由誰消費、從而使國民經濟實現良性發展的？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最終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外需，通過對外貿易把農民工沒有能力購買的那部分銷到了國外、海外。這些年，隨著農民工隊伍不斷擴大，農民工該拿而沒拿、該消費而沒有消費的份額不斷擴大，從而推動外需規模越來越大，這就造成今天我們講的內需和外需失衡，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最大的結構性失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