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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球最大的研發型制藥公司輝瑞與美國證監會及司法部就之前行賄的指控達成和解協議，條件是繳納6016萬美元罰金。之前，輝瑞被指控向歐洲和亞洲多個國家的醫生和醫院管理層行賄，其中包括中國。綜合各方信息來看，這應該是該公司第五次同政府達成和解協議了，而三年前的第四次“有罪指控”的代價是23億美元罰款。
其實，對于“慣犯”輝瑞制藥的行為不難理解：其基本邏輯就是“罰了再犯”，就當是再為政府交點稅收而已，況且強生、阿斯利康等同行也有過類似的行為。不過，從現實看來，面對針對制藥企業商業賄賂的具體法案，認真落實的具體措施，再具體到《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法律效力，輝瑞們表面上還是要收斂得多。
反觀國內，我們對于受賄行為的監管法律不比美國少，更不比其寬松。然而，在具體法案，認真落實的具體措施上卻力度不夠，致使國內醫藥行業賄賂行為屢見不鮮。在涉及商業賄賂等“犯罪”事件上，鮮有“巨額”罰款。所以，一些醫藥企業不僅可以暢通無阻地對醫生進行“帶金”銷售，還挖空心思地向外資企業學習甚至挖人才，學習外企們如何通過各種學術講座、行業會議等方式賄賂醫生，誘使醫生在用藥時出現明顯的偏向，繼而影響其處方。
有關信息顯示，美國政府的威懾不僅于國內幾家大型制藥公司，其監管機構還將把拿回扣和不當獲利的醫生列為調查對象，以整治“犯罪”事件頻發的醫療市場。據媒體報道，美國政府的這些行為與正在推行的新醫改有關，“減少行業欺詐是奧巴馬醫療改革的重要一環。通過減少藥物不當營銷從而降低醫療費用，正是奧巴馬政府實施醫改的重要手段”。
而反觀中國的新“醫改”，可謂步履維艱。
“艱”在何處？公立醫院的改革。眾所周知，隨著新“醫改”時間表的逐步推進，公立醫院改革便成為繼續前進的掣肘。醫院、醫生、藥品、監管機構……各種勢力、各種利益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試想，一個企業的藥品（或器械）從欲進醫院大門開始，不僅與藥事委員會成員、醫院相關領導、藥劑科、科室主任、醫生等個人的利益綁在一起，而且還要給醫院帶來高額收入。如此龐雜糾葛的關系，著實讓人感嘆“水之深”。
改革之步既已邁出，那么如何趟這個“深水”也使得各方絞盡腦汁。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體制。過去二十年，中國醫藥市場低基數、高成長、粗放式發展。其間，國產仿制藥發展到了極致，低質高價仿制藥成為產業鏈灰色地帶的受益者，多數企業低層次競爭，無法形成核心競爭力。加上一些跨國企業加入其中，競爭以及同質競爭過于激烈。事實上，目前的醫藥招標分為政府集中招標與醫院自行招標兩種，兩種招標均設有評審小組，評審小組由衛生部門官員、醫院人員及醫藥專家組成。在目前醫療體制下，藥品（或儀器）使用話語權主要還是掌握在醫生手中。就這樣，醫藥產業形成了一條灰色利益鏈，而上游制造業無法集中，渠道分銷商無法以物流服務和增值服務參與競爭。
其次是醫院的用人機制、分配機制難以與社會同步。醫生的價值若得不到充分肯定，就會通過別的途徑補償自己，認為拿“回扣”是理所當然。由此也帶來醫患矛盾的急劇上升，挫傷了醫生從業前景。還有，醫院領導的行政級別也使得很多負責人精力不在如何辦好醫院上，而是如何保“烏紗”或“朝上走”。所以，如何讓醫院市場化，打破醫院運行黑箱，提高醫療服務價格、還醫生自由之身、探索醫藥分開，以真正切斷和上游渠道的利益鏈，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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