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民生經濟領域有三起新聞事件備受關注。一是，廣東汕頭一家內衣作坊發生縱火案，14人死亡、1人重傷，起因是該作坊老板克扣打工仔劉雙云500元工資，劉雙云縱火報復。二是，患塵肺病的農民工張海超在“開胸驗肺”事件3年后，其低保待遇被取消。三是，隨著薄熙來被雙規，在“唱紅打黑”風潮中受到沖擊的重慶民營企業恢復正常經營，民企老板的精神面貌也大為改善。從表面上看，這三起新聞事件各自獨立，彼此之間并無關聯，但細究之下就不難發現，三者有一個共同點，即無論是劉雙云、張海超還是重慶民企老板，其命運的變化都是“低人權經濟”影響的結果。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低人權優勢。該論斷認為，這些年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增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由于人權保障水平低，企業用工極大地節省了成本，從而獲得了產品競爭優勢。與低人權優勢相伴的，還有一個所謂的“人口紅利”，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重要支撐。在筆者看來，這種建立在低人權基礎之上的經濟形態，可以稱之為“低人權經濟”。除了眾所周知的低工資、低勞保以及惡意欠薪之外，筆者所理解的低人權經濟還包括權力之手可以任意修改經濟規則，合法的私有財產隨時有可能被侵犯等。
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這種經濟模式的確具備某種優勢，這在中國經濟近些年來的高增長中能夠找到佐證。但是，其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傷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勞資之間的沖突埋下隱患，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其次，它是一種涸澤而漁的發展模式，助長GDP崇拜而漠視民眾福祉，不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再次，低人權經濟也影響了中國制造的國際聲譽，為國際貿易爭端增加了潛在因素。最后，低人權經濟與我們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國家的愿景背道而馳，而這一點是它最致命的弊端。
從劉雙云縱火報復案中，我們看到了社會的撕裂；從張海超“開胸驗肺”以及低保被取消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弱者的無助；從重慶民企老板的“黑白”變局中，我們看到了產權得不到保障，人治凌駕于法治之上。這些鮮活的事實，揭示了低人權經濟與時代要求嚴重不相稱的一面。它們帶給我們的具體而真切的痛感，絕非靚麗的宏觀經濟增長數據所能抵消。
這些年來，在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超越英國、德國、日本，躍居世界第二的同時，中國的權力尋租、貧富分化等問題也日益嚴重，整個社會呈現出權貴化特征，與此相對應的就是低人權經濟的大量存在。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三起案例之外，多年來時有發生的礦難事件、討薪事件、強行拆遷事件，均是低人權經濟的表現。為此，我國出臺了數不清的紅頭文件，多位政府要員乃至總理都出面疏通，但結果依舊不如人意，一些問題甚至愈演愈烈，這與我們高喊的民族復興口號和致力于塑造的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極不相稱。
長期的人治統治是低人權經濟產生的歷史根源。應該承認，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的低人權經濟有了很大的改善，表現在民眾通過人代會參與國家宏觀經濟決策或通過聽證會表達微觀經濟訴求、經濟立法不斷完善與執法日益到位、社保體系覆蓋面逐漸擴大等方面。但是，改善力度、速度和公眾的期待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總體上看，中國低人權經濟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前不久，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有一番講話這樣說道：“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這十個“更好”，可視為改善當下中國低人權經濟的階段性目標。對照這些目標，可知中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中國經濟領域的中心任務，變要素驅動為創新驅動是其中的關鍵。在此，筆者要補充的一個觀點是，變低人權經濟為高人權經濟（或者說是人權有充分保障的經濟），也是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什么是經濟增長的高質量？既要從高端產業、核心技術、先進生產力這些物的層面去理解，更要從人權有充分保障的人的層面去理解。好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是尊重人性、保障人權的。一個充分保障人權的經濟體，不僅最能激發人的創造力，也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的摩擦成本并增進公眾的福利。而這一目標，必須靠經濟轉型和政治改革的雙輪驅動來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