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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來，宏觀經濟政策始終是影響A股市場的最大因素。政策不僅直接調節股市的供求關系，還可在一定階段調整不同行業不同產業間的利潤分配。影響股市的政策既有對業績增長的影響，也有對股市供求關系的影響。影響業績增長或穩定的是經濟政策，影響股市供求關系的則有貨幣政策以及資本市場的內部政策。
政策在經濟層面對公司業績有提升作用，但政策對供應關系影響更大。如果政策取向對業績增長有利，推動股票需求，同時又限制股票供應，則會推動牛市形成。2005年年中啟動的外匯體制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在外貿形勢繼續向好、國際熱錢因人民幣升值預期涌入導致資產價格上升和估值向上、股權分置改革將法人股流通延遲兩年的政策鼓舞下，上市公司業績增長與股票需求增加共振，催生了2005年年中到2007年年中的大牛市。
從2001年到2005年，國際經濟的繁榮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增長，但股權分置改革帶來供應的“理論上過度增加”，市場因為害怕法人股流通使供應量激增而產生恐慌情緒，股市在急速達至新高后便節節下跌。雖然2001年至2005年期間法人股沒有入市，但這種政策不明確的供應壓力下的“集體恐懼”，一直壓迫著股市。
2007年5月推出的印花稅改革以及隨后的升息政策，預示國家財政和貨幣政策從推動股市向上轉向擠泡沫。由于人民幣在繼續升值，從2007年“五一”到年底，熱錢代表的國際資本的力量暫時強大于國家資本通過政策調控股市的力量。但隨著利率調控力度的持續增強，上市公司生產經營成本上升，業績增長邊際效益持續下降；隨著“次貸危機”而來的國際熱錢的消退，隨著法人股進入流通期，新股加老法人股供應隨之而來不斷加大，A股最終在業績下降、供求關系向供大于求轉化的過程中走向熊市。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11月到2009年5月的刺激內需政策，有效地對沖了外貿斷崖式下降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沖擊。但隨著國內經濟回穩，為了防止惡性通脹，央行開始回籠資金，這種事實上的緊縮行為一直持續到今年11月，緊縮性貨幣政策預示了股票總需求的下降，同期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代表業績總水平下降，恰在此時推出的創業板和IPO市場化取向后的股票供應的持續增加，滬深股市遂持續下行。
2012年秋天以來，各項經濟指標在向好，預示業績總水平有望上升。2012年下半年特別是11月以來，因為財政吃緊，歐、美、日持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國際貨幣泛濫，放寬QIFF政策意味著放松國際資本政策，加上有關部門加大對國際資本的“路演”，海外長線資本有望持續進入A股；對保險、養老、社會保障資金入市條件限制放松，貨幣政策開始有所松動，代表股票的有效需求隨之增長。此時，如何通過改革分流股票供給，有效疏通800多家IPO候選企業集體形成的“堰塞湖”，成了急迫課題。
我以為，2005年成功解決“股權分置”難題的經歷，為破解IPO“堰塞湖”難題提供了可借鑒的前例。當然，需要留心的是內外環境已有很大不同。2005年解決“股權分置”難題的政策創新，加上市場環境的配合，公司業績上升，貨幣供應充足，法人股供應延遲幾個利好在兩年內聚集，促成了A股歷史上的一波最大牛市�，F在，經濟中速增長形勢逐步確立，上市公司業績總水平有望上升，但2005年處于國際化紅利最大化時期，眼下卻處于世界經濟波動復蘇時期；2005年至2007年處于防止經濟過熱壓縮過度投資的政策調控時期，而從現在起的兩年內則處于保增長期，是通過城鎮化推動內需增長的時期；2005年至2007年是熱錢大規模進入時期，2012年底雖然有熱錢進入，但歐美經濟還被吊在財政懸崖上，復蘇還不穩定，不太可能如當年那般大規模進入；2005年至2007年是貨幣政策收縮期，而從現在起的兩年內有可能處于貨幣政策適當放松的時期；2005年至2007年由于股權分置改革，巨量法人股被鎖定，如今，雖然股票供應有所緩解，但股權市場、債券市場仍然分流資金。
綜合上述情況，我估計未來兩年A股有可能在政策創新、IPO供應量有所限制的條件下出現估值回升行情。不過，由于業績增長與供求關系的不確定，無法復制2005年那樣全面上升的行情，但出現符合城鎮化政策導向的結構性行情還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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