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有其內生性機理，既取決于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所引致的核心內生變量，更有賴于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追求自身結構升級的積極性。上海完全可以發揮在金融市場、研發設計、系統集成等專業服務上的優勢，建成戰略產業運營中心，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基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上海調研期間，再三強調要用開放促進改革，要以勇氣和智慧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自3月17日在“兩會”記者會上首次提出“中國經濟升級版”概念以來，李克強近期多次提出該命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最高決策層對中國經濟低效率現狀的憂慮，
凸顯出中國經濟戰略轉型的高難度，扭轉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傾向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充分的信息和準確的數據是理性經濟決策的前提。作為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均相當豐富的新任總理，太清楚今日中國經濟的矛盾所在。不客氣地說，在去年中國高達51.9萬億元的GDP中，真正能稱得上是有效經濟產出的比例，恐怕不會超過60%，而其中大約又有四分之一的經濟總量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從地區經濟增長分布來看，最近幾年，除個別省份外，凡是經濟超高速增長的省份，其經濟增長質量往往與經濟增速成反比。例如，2012年，貴州經濟增速14%，高居全國第一；上海只有7.5%，居倒數第一。從統計結果看，除上海外，其他省區市的GDP增速均高于7.5%的全國平均水平。但有誰敢說，貴州的經濟增長質量也居全國第一？遺憾的是，這種GDP唯上的發展觀念，依然在今年各地的“經濟軍令狀”中得到充分體現。不久前公布的31個省區市的今年經濟增長目標中，竟有24個省、區將目標設定在10%以上，北京和上海依然比較理性，分別是8%和7.5%。足見，在既有政績考核機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意愿依然那么強烈。
沉疴淤積，在既有增長模式下潛力幾乎已挖盡的中國經濟，如今再難承受既有增長路徑帶來的諸多經濟負擔。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與教訓來看，如果不優化經濟增長路徑，中國經濟若要求得后續30年的6%左右的增速，也是超高難度命題。即便通過各種途徑實現了上述增長目標，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簡單追求GDP增幅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端的進一步惡化。還在2003年，當中國經濟總量還只占世界經濟總量4%的時候，資源消耗量占全球資源消耗量的比例就高得驚人：石油消耗占7.4%、原煤消耗占31%、鐵礦石消耗占30%、鋼材消耗占21%、氧化鋁消耗占25%、水泥消耗占40%。而到了2011年，中國能源消費增長居然占到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71%。2012年，中國一次性能源消費總量達到36.2億噸標準煤，幾乎與美國相當，而美國的經濟產出差不多是中國的兩倍。十年過去了，中國高能耗、低產出的現狀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如今，中國要花4至5億元的投資，才能增加1億元的GDP。而歐美工業化國家一般只需1至2億元即能產出1億元GDP。中國過量投資主要是靠銀行信貸支撐的，太多的無效投資不僅加劇產能過剩，并使銀行系統積累潛在的不良資產，還會進一步加劇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
可見，作為全世界最具動員能力的政府，盡管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早已是八段高手，但在經濟增長的約束瓶頸已經全面到來的今天，理應深入思考如何盡早擺脫既有經濟增長路徑的依賴，以盡快將經濟發展切換到有效經濟增長的軌道上來。
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有其內生性機理，既取決于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所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更有賴于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追求自身結構升級的積極性。當前尤須充分發揮上海等地在金融市場、研發設計、系統集成以及參與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分工的專業服務優勢，確立中國經濟升級的戰略支撐點。
具體而言，應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比較優勢，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特別是要注意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以加強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趨勢。
為切實化解民營資本發展的瓶頸問題，需以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改革為突破口，實現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的中后期，保持一定的投資率是必要的，但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投資比重已過大，且難以提供持續的就業空間，因此，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迫在眉睫；政府要做的是簡政放權，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也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為了使宏觀領域的政策改革能夠更好地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須消除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等價格方面的扭曲，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讓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
中國工業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占銷售收入的不足1%，大部分工業企業幾乎沒有自主技術創新活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面臨巨大約束。基于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的共識，政府亟須積極營造條件，使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市場主體的普遍行為，引導企業在承接世界產業結構與技術轉移，加強與國際領先企業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加大對戰略領域的關鍵技術投資；合理整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研發與高端制造能力，瞄準世界前沿水平的關鍵技術，以高水平的自主創新引領產業結構升級。在這方面，完全可以發揮上海在金融市場、研發設計、系統集成等專業服務上的優勢，以建立自由貿易區為抓手，提升全球供應鏈管理能力，依靠國際化大都市的向心性形成新的地理力學。以期在關乎中國產業安全和國際分工地位的戰略產業領域的價值鏈生產環節承擔中樞功能。最終將上海建成戰略產業運營中心，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