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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上任以來高調祭出寬松貨幣政策，希望借通漲預期刺激經濟增長，由此引發業界對“安倍經濟學”效應的熱議。
不可否認，一季度日本GDP年化增長3.5%，東京股市自去年11月以來漲幅近70%等提振了民眾對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但經濟需求總量擴容需由人口增量與消費意愿提升等共同帶動。而人口老齡化和僵化的移民政策，反映單憑短期量化寬松政策和貨幣幻覺，很難觸動日本經濟內在痼疾，甚至或將透支未來。目前日本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國家之一，如截至去年10月該國總人口數再減28.4萬至1.275億人，65歲以上的老人首次突破3000萬，占總人口的24%，14歲以下兒童所占比例則跌至歷史新低的13%。
老齡化給日本社會帶來突出沖擊。其一，在職專業人才正面臨后繼乏力的尷尬，日本產業的創新和升級能力受到現實考驗。而且不斷萎縮的勞動力大軍正承受著巨大經濟壓力，現在日本大約每三個勞動力就需供養一位老人，而預計到2050年，每位勞動力就需供養一位老人。其二，老齡化讓政府部門面臨沉重的社會保障工作，養老金、醫療保險經費等令日本財政捉襟見肘，政府債務不斷累積，如日本政府債務為全球最高占GDP的比重達240％以上。
而即便已陷入勞動力人口匱乏困境，日本仍在移民政策上秉持保守心態。雖然一些高官政要曾試圖對移民政策做出松動，但因經濟持續低迷、就業形勢嚴峻而遭反對，以至于日本人才輸入進程緩慢，并成為一個在人才流動方面極為封閉的國家。
安倍政府試圖借用大量印發鈔票、財政投資擴張、敦促日元貶值等擴展政策，給社會經濟輸入活力，其目的就是創造通膨預期，進而刺激消費提前釋放，并帶動相關投資跟進，最終扭轉經濟頹勢。但這一邏輯的重要前提——通漲預期卻未能真正成形。因為鈔票擴印并不一定就能帶來通脹，這些走出央行的增量貨幣如若被繼續儲存在商業銀行，那么就難以掀起預想中的經濟效應。
如日本一季度職工工資仍為0.5%的負增長，其普通家庭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一直在44左右徘徊，而該數值低于50便代表消費者對于市場前景表現悲觀。可見，多數日本民眾的儲蓄意愿依然強烈，客觀上抵消了印鈔帶來的影響。此外，日元貶值對消費、投資的拉動作用更值得商榷：一則日幣貶值意味著進口商品成本增加、影響消費；一則出口雖會受益于此，但約40%的日本出口是由日元定價的，受益覆蓋面實際較為有限。
宏觀經濟中的需求概念，在微觀上體現為“人口+消費”兩大因素。當下日本經濟在這方面卻未實質突破，所謂的刺激政策顯然只是短期效應，無法取得核心變化。正因此在進入5月下旬后，日經平均股指經歷了兩次大幅下跌，預示著日本經濟并未真正企穩走強，再度反映安倍若單純基于短期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成效有限，需盡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切中人口結構矛盾及投資錯配肌理，以完善和修正“安倍經濟學”；否則安培經濟學將是水中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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