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就中國經濟會否重蹈日本當年的覆轍，引來了不少討論。其實，從中日兩國的經濟基本面與兩國在不同階段所處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來看，差別還是很大的。之所以不斷有人警示中國可能重蹈日本當年的覆轍，大概出于兩種考慮：一是不希望中國經濟增長的列車由于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而脫軌，進而在全球頂尖層面的戰略競爭中敗下陣來；另一種則是中國經濟果真由于系統性風險大爆發而在全球范圍內產生“達爾文主義式”的沖擊，使得本就處于不確定的世界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因為在全球經濟高度聯動的情況下，哪怕是中國經濟出現了看起來并不那么糟糕的硬著陸，也會顯著擴散經濟風險，進而影響世界經濟的復蘇步伐；當然，從國家層面的戰略競爭來看，美日歐本質上都不希望中國經濟實力增長的過快。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如中國經濟重蹈日本當年的覆轍，盡管難免產生對外輻射風險，但屆時實力大打折扣的中國，要積極參與乃至主導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變遷，將會愈加困難。
從二戰以來大國間的金融競爭來看，全球范圍內深諳金融市場經濟核心之道并善用金融力量打造競爭力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
日本經歷的所謂“失落十年”、“5萬億美元陷阱”，本質上是缺乏前瞻性大金融戰略的日本，試圖挑戰美國的結果。
眾所周知，日本在1968年超越聯邦德國躍居西方第二大經濟體，1980年的經濟規模超過了1萬億美元，1990年其GDP達到排名第二的德國GDP的兩倍。到了1995年，經歷了資產價格大泡沫破滅的日本，其GDP還相當于德英法三國的總和，但此后日本經濟總量一直在5萬億美元徘徊，跌入所謂“5萬億美元陷阱”。其中2006年日本的GDP更是縮水至4.3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值的9.1%，占亞洲經濟總量的比重為30.53%；而高峰時期的1994年，日本GDP占全球的比重為17.67%，占亞洲經濟總量的比重則為驚人的60.69%！
因此，所謂日本經濟步入“失落的十年”，某種意義上是指日本陷入經濟停滯、過去那種咄咄逼人的追趕美國之勢戛然停止的狀態。筆者曾將其稱之為“5萬億美元陷阱”。而日本之所以遲遲未能走出該陷阱，除了于1985年草率簽署了“廣場協議”失去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泡沫破滅，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之外，還由于基礎研究領域并不扎實的日本在高科技領域鮮有原始創新，只能跟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所致。當然，日本還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在經濟處于高峰的時候未能保持清醒頭腦，以為真的可以超越美國，君臨天下了。殊不知，美國不僅有最具打擊力的國家競爭戰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毀現實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經濟工具。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既有自身經濟發展走火入魔的內因，也有外部因素，在微軟、英特爾、蘋果、GE等實體經濟高手以及呼風喚雨的高盛、摩根士丹利面前，日本同行多年來一直喘不過氣來。可見，日本既敗在美國人手上，也毀在自己手中。
筆者格外擔心的是：經濟規模已經上了8萬億美元臺階的中國，如今面臨的內外部風險一點也不比當年的日本小：依靠信貸擴張引致的經濟增長模式再難持續，產能嚴重過剩，投資結構不合理，資產價格泡沫隨時可能破滅，債務鏈條由于經濟增長動力衰減而面臨斷裂；另一方面，日漸嚴峻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分配不公問題，加上外部經濟的失衡局面遲遲未能改善，使得中國資產泡沫一旦破滅，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和構建健全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情況下，失去重塑國家競爭力的時間窗口。
因此，中國在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會否重蹈日本當年的覆轍，顯然值得中國警覺。中國要做的是在深耕實體經濟競爭優勢的同時，以金融戰略轉型確保經濟有效增長。
中國必須思考并亟待落實的是：如何整固高達2萬億美元的制造業的競爭力？制造業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國家絕對經濟實力的最主要依靠力量，中國切不可眼睜睜看著制造業競爭力隨著工資水平的急劇上升和勞動力供給的不足而逐漸消失。其實，華為的經驗已經表明：中國企業可以做到以技術進步提升自己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因此，技術進步與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是中國實體經濟保持競爭力之本。在此基礎上，迫切需要有一套面臨2020年乃至2030年全球經濟競爭態勢的前瞻性金融戰略，切不可以簡單的金融深化來推行金融業發展。尤其在人民幣匯率、資本賬戶管理、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內金融改革等中國金融發展的四個核心層面上，切不可按照西方的邏輯思維行事。中國寧可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做到國內金融業發展的充分市場化，寧可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把步子邁得慢一點，也不可急于推進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