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戶籍制誕生的原因，是經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速。
葛劍雄教授曾經多次描述，自己坐著小船從浙江湖州到上海的情形，而到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國人失去了遷徙自由，而后，大饑荒接踵而至。
戶籍制是強權解決經濟危機與就業危機，當危機深化到一定階段，不得不把大批城市青年趕到鄉村謀食，因為經濟無法負擔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
此輪城鎮化，啟動新一輪戶籍改革，變封閉為開放，變僵化為流動，打破身份禁錮，重建活力市場。沒有人質疑戶籍開放與打破身份藩籬的積極意義，目前的質疑來自成本核算與操作層面。
打破戶籍限制，要轉變目前的財政撥付方法，均等化地減少福利，由各地公平承擔成本。
戶改高調誰都會唱，但沒有哪個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愿意放開戶籍制度，任由農民工遷入。《財經國家周刊》報道，2012年4、5月間，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有代表性省份的調研，該專題組在全國不同城市發現
“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
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財政體制不健全，戶籍制度直接與教育、社保、醫療等諸多福利掛鉤。在現行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由上級支付，按其戶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擴大城鎮福利制度覆蓋的范圍，只會主要考慮本地戶籍農業人口。目前大城市容納外地兒童就讀，已經算是“寬宏大量”。改變目前財政撥付辦法，向擁有兒童的家庭發放教育券，可以在打工地使用，減少流入地的財政負擔，是較為公平的辦法。
目前的體制是適應舊有戶籍制度的管理體制。從2008年10月1日起，嘉興市建立按居住地登記戶口的新型戶籍管理制度，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分類管理模式，全市城鄉居民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仍然有所區分。
重慶的戶改實踐在養老、教育等方面依然出現一系列操作難題，而杭州擴張城區面積之后，企業在招工時對戶籍所在區依然有所限制。
身份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容易，但農民真正成為城市居民很困難。對于政府而言，是城鎮化過程中農民進城前期需要支付的大筆費用；對于農民而言，是失去土地的不甘心不放心，是放棄農民優勢生育權的無奈。在此之下，我們看到可笑的一幕，已擁有城市戶籍的人仍有宅基地與承包地，甚至筆者了解到的最可笑的情況是，已經出國獲得所在國身份的人，仍然擁有浙江某農村的身份證與承包地。
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指出，假設到2020年，中國每年的城鎮化率以0.8%到1.0%的速度推進，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超過60%，今后還將有近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為10萬元，至少需要40萬億元至50萬億元。必須指出，這是不計入通脹只計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數字，實際數字可能遠超出這一數字。
以重慶農民進城為例，按當初設定的目標
“未來10年將有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測算每個新市民平均有6.7萬元的進城成本，包括農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業、教育等方面的進入成本。原來計劃兩年內轉移300多萬人，總資金需求高達2010億元。進入城市后還有培訓、就業等成本。雖然我國實踐證明，城鎮化率每增加1%，就可拉動當年國內生產總值1%~2%，但世界實踐也證明，過了臨界點后，城鎮化并不能拉動經濟增長。
地方政府面對的困難實實在在，農民進城后享受永久福利，大量未經專業培訓的人口就業難。目前地方政府的負債與投資規模龐大，永遠缺農民工。因此，強制式地區域戶籍開放是必須的，否則城市自我封閉的僵局無法打破。
我國福利體制需要打破不公平的二元體制，而不是建立高福利國家，虛幻的民生福利論抬高了大眾的胃口，卻是永遠無法吃到嘴里的畫餅，中國將會被不斷增長的公務員福利，與未來的高福利吞噬。福利方面，請向美國看齊，法、德等國不是榜樣。
中國的戶籍改革必須推進，否則城鎮化也好，經濟結構調整也好，建設現代國家也好，都是無法觸及經濟體制深處的表面文章。同時，戶籍改革必須是務實可行的，速度快了一定會造成大倒退。中國夢不是白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