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披露的一系列與國資有關的大案，均與國有資產流失有關。
事件發生的邏輯似乎如下：華潤電力也好，延長石油也罷，均由國資為大幅高估的資產買單，少則數億，多則上百億，進入了不知名幕后人物的腰包。
操縱資產估值進行利益輸送，在不完善的市場屬于常規尋租辦法，國企有，民企也有，未上市公司與上市公司概莫能外。只要存在弱勢的一方，只要存在利益輸送的空間，只要存在瞞天過海的評估機構，只要沒有公正的司法救濟途徑，利益被出賣的一方只能吃啞巴虧。
據《理財周報》報道，從2008年以來，零七股份的“礦故事”從未停息，支撐著公司股價的騰飛。2008年10月末至2013年2月22日，零七股份股價上漲6.5倍。從鐵礦、鈦礦到鉭礦、鈮礦，在遙遠的非洲，一個個“礦故事”層出不窮，雖然并未給上市公司帶來真正的利潤增長點，雖然遭遇到業內人士的質疑，但在分析師的推薦報告護佑下，零七股份的股價常常一飛沖天。
再看山西民營煤礦整合，使用的手段也如出一轍，通過當地的評估機構操控煤礦價格，而后拖長支付賬期，如此一來，收購者的負債大幅下降，甚至支付時間長到失去了意義。
在這些資產重組故事背后，普通投資者成為買單者，無主的國有資產受損，全體國民的利益受損。強中更有強中手，在一些資產并購重組故事中，連當地的強勢群體都成為受害者。
面對不公平的市場，有兩種選擇，或者回到老路全部國有，沒有市場化，沒有交易套現市場，也就沒有資產評估，沒有利益輸送。但走老路難以回避根本問題，國企的低效與不可逆的風險，應該怎么辦？正是因為國企低效到了極致，無法滿足民眾的基本生活所需，無法解決龐大的失業大軍，使整個社會陷入普遍的貧困，在三十年前我們才啟動了市場化改革。
或者背水一戰，通過建立底線司法救濟渠道，建立公平的信用體系，截斷可怕的大額利益輸送渠道。如此，才可能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建立法治經濟體系，中國才可能杜絕最糟糕的困境。
有人常常拿俄羅斯私有化作為例證，證明市場化在這樣的國家是如何的不合時宜。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泛濫的權貴資本主義，正是缺乏法治、缺乏底線救濟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一夜之間學習俄羅斯，考慮到中國法治基礎與現實國情，恐怕會比俄羅斯私有化過程更糟，會變成對公民權利、公民利益的普遍侵害。擒賊先擒王，對大型企業與政府的約束格外關鍵。
在堅持物業保護方面，地方政府顯然應該開個好頭，為了解決燃眉之急而引資，渡過難關之后關門打狗，美其名曰保護生態、保護公務員不受礦主腐蝕，是倒果為因、強詞奪理。連地方政府都沒有契約精神，甚至引入公檢法、信用資產評估等各種力量，強奪他人財產。
杜絕大型企業的利益輸送，將堵住中國經濟最大的出血管。大型金融機構、國資委下屬的央企，受到重重監管，但從中鋼集團并購的巨額虧損，以及此次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所受的質疑來看，所謂的重重監管不過是薄紙一張。資產愛怎么評估就怎么評估，幾十億的資金愛買哪家垃圾企業就買哪家垃圾企業，大不了說一句投資失誤，在利益輸送者的支持下換個肥缺照樣當差。
中小企業如法炮制，地方政府常常把當地銀行視作自己的出納，愛讓誰當董事長誰就能當，城商行的風險管控機制可想而知。頻頻換帥的徽商銀行提供了一個最佳研究案例。
典型大企業已經遭到舉報，不信任的情緒迅速蔓延，是時候以底線公平及時重塑信任機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