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發言，世界側耳傾聽。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唱衰中國經濟并非一次，這次預言尤其明確，他并沒有說中國經濟崩潰，而是說遇上了大麻煩，并且拖累全球經濟復蘇步伐。
克氏的預言基于兩點：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匱乏導致成本上升；消費支出不足無法彌補投資下降缺口，投資與消費嚴重不平衡，無法帶動經濟向健康方向發展。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克魯格曼對東南亞經濟、對全要素生產率做過詳盡的研究，但在預言中國經濟時，卻沒有下這般的苦功。
克氏引用的兩組數據質量不高，剩余勞動力是否急劇消失，在學界存在極大的爭論，暫且不論，中國勞動力總體而言還未處于匱乏期，國企存在人浮于事的現象，城管與小商販之間的爭斗，以及城市街邊隨處可見的閑散年輕人，顯示與計劃經濟時期相同的隱性失業。
中國的消費數據質量不高。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消費存在普遍低估現象。中國消費率太低的流行觀點，基于錯誤的理論和對官方統計數據的膚淺理解之上。需求并不必然驅動增長，官方統計數據大大低估了中國的消費水平。中國真實的消費率應該比官方公布的數據高10到15個百分點，達到GDP的60%到65%，對于快速增長的經濟體而言，是一個正常的也是理想的比例，居住消費與私人消費由于發票、納稅種種原因，被大幅低估。
除了消費低估之外，消費升級太慢是消費不振的重要原因。中國特點是人口眾多，不同地區、群體之間貧富差距分化嚴重，當國內消費品無法滿足需要時，先富階層將消費目光轉向全球，韓亞航空等公司就是中國教育消費外流的見證，而溫哥華、洛杉磯等城市，則見證了中國房哥房姐們的購買力。解決中國消費增長，需要提升中國消費品等級，去除三聚氰胺陰影。
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并非勞動力人數下降、消費下降，而是勞動力未受足夠的培訓，太多的低效企業占據了過多資源、消費品質不高、貧富差距過大的結果。這些結構性問題寄生于經濟體制內部，并不是靠放開生育管制、撒錢刺激消費能夠解決。克魯格曼的悲觀證據是錯誤的，論證并不充分。
與克魯格曼的悲劇預言幾乎同時，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作出了頗有自信的發言。樓繼偉說，盡管今年國內經濟增速按GDP算沒有去年高，但新增就業超過去年，服務業發展情況也不錯。今年上半年，中國新增城鎮就業732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8萬人，這主要得益于服務業就業增長較快。同時，上半年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9%，表明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經濟結構在發生積極變化。樓繼偉說：“我們看到，國內發電量和用電量增長4%，其中服務業用電量增長達到8%；投資也不弱，而且服務業投資更強，這說明中國經濟活力在增強。”
經濟增速下降而失業率維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這是中國政府允許經濟放緩的基礎。處于關鍵轉型期的國家，對于數據的真實性以及正在發生的變化應有清晰的認知。即使聰明如克魯格曼，試圖從外部觀察龐雜的經濟體，也會遭遇數據與邏輯陷阱；即使冷靜如財政部長，也無法挽救垂危的周期性企業，對于尾大不掉的低效企業束手無策。
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企業贏利能力下降，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就業項讓人擔憂，但總體就業率并未下降，無數個未經統計的勞動者在理發店、城市居民的家中工作；中國一方面大城市房價大幅上升，另一方面鄂爾多斯等地泡沫紛紛崩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消費能力截然不同。上述紛擾的經濟現象顯示，勞動力正在離開制造業，制造業贏利下降，而服務業蒸蒸日上。轉型時期的犧牲者、獲益者，呼之欲出。
沒有人能夠忽視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更沒有人忽視中國經濟板塊中存在的弊端，中國就如同被餓狼追逐的行人，只有加速向市場化方向推進，才能避免被吞噬的厄運。
現在說悲觀與樂觀為時過早，等待改革舉措，以及為未來十年定基調的十八屆三中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