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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民間資本的政策信號十分清晰。剛剛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為民間投資參與市場競爭進一步“松綁開路”，提出盡快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等領域向民間資本推出一批符合產業導向、有利于轉型升級的項目，全面清理和修訂有關民間投資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等一系列措施。
向民間資本開放市場，是既定政策方向。自2005年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非公36條”、“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措施，并放開了一部分壟斷領域。但是，由于體制性和政策性障礙仍然沒有消除，民間資本的市場行為還是遭遇了各種“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的阻礙。
事實證明，打開這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門”，除了明確政策導向外，還需要配制有針對性的鑰匙。抑制民間資本活力與合理流動的因素是什么，就配什么樣的鑰匙。目前的問題主要在于“四缺”：一是缺乏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細節，民間資本不知如何“叩門”；二是缺乏適用性強的制度保障，民間資本不敢“叩門”；三是缺乏審批和監管的清晰劃界，民間資本不愿“叩門”；四是缺乏既得利益的退出機制，民間資本“叩”不動門。
激活民間資本的新措施，既是有針對性的補缺，也有很強的操作性。在壟斷性較強的領域向民間資本推出項目，是“量化開放”，這對于固守地盤的慣性無疑具有警示之效。全面清理和修訂相關法規條文，是“量化修法”，對于開放民間投資形成阻礙的規章制度，不存在保留死角之說。制訂操作性強的市場準入規則，既能消除開放民資的模糊地帶，也是對姿態性開放、文件式開放的有力糾偏。
這些新舉措，有利于打消民間資本的憂慮彷徨。也要看到，僅僅削平市場準入的門檻，還不足以完全激活民間資本的活力。踏進門檻后的民間資本，能否適應新的開放態勢實現轉型升級，能否在公平透明的競爭秩序中獲得平等競爭地位、能否在可預見的投資損益和風險管控等方面獲得相應保證，對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健康發展軌道同樣至關重要。這也就意味著，在市場開放的同時，還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打破原有體制和慣性的滯阻。
事實上，激活民間資本的舉措，本身就是以開放促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之所以牢固，是因為在其構成中既有行政的材料，也有市場的材料。行政職能與市場職能的混淆，使其成為民間資本合理使用的障礙。讓民間資本能夠在市場中充分發揮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能夠普遍成長為市場良性競爭主體，開放和改革，須臾不可分離。市場開放，倒逼著從市場準入到市場審批和監管的改革，而這些改革的疊加，就是政府與市場權力的清晰劃分。
從這個角度看，激活民間資本的新措施，具有改革的“涓滴效應”之用。事實上，國務院首次請全國工商聯開展第三方調查，評估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這本身就是一項有力的改革舉措。將這樣的改革推進下去，以“涓滴效應”匯流成河，市場才能形成共贏生態，經濟增長才能獲得永不衰竭的內生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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