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全球貨幣按匯率強弱基本可劃分為三大類：強勁型的，如美元與人民幣；相對穩(wěn)定的，如歐元；另一類則是匯率“跌跌不休”的，這其中既包括發(fā)達國家的貨幣，如日元，也包括俄羅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
在這些本幣貶值的國家中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各種操作主動壓低本幣匯率的國家，例如日本與俄羅斯；另一類則是在通過各種操作努力抑制本幣貶值的國家，如巴西、印度等。雖說結果基本都是本幣貶值，但選擇壓低匯率還是捍衛(wèi)匯率，主要還取決于各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壓力。
就日本與俄羅斯而言，通過提高出口增速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是政府的主要目標。在外需持續(xù)低迷的狀態(tài)下，要提高出口增速，就必須維持一個較低的匯率水平來增強本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第一支，就是通過擴大貨幣發(fā)行規(guī)模來壓低日元匯率，以刺激經濟增長。俄羅斯由于前段時間全球原油市場低迷致經濟增速降低，財政赤字加劇，因此也產生了通過保持較低匯率水平來刺激出口增長的沖動。
對于捍衛(wèi)匯率的巴西、印度與印尼而言，它們當前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是如何應對美聯(lián)儲退出量化寬松（QE）預期造成的沖擊。自今年6月美國宣布退出QE時間表以來，這些新興市場國家都遭遇了大規(guī)模的資本外流，資本外流又造成了股市暴跌、匯率貶值、外債負擔加劇等惡性循環(huán)。如不妥善應對，這些國家很可能爆發(fā)匯率危機。
為遏制短期資本外流，巴西等國央行努力抑制本幣貶值。當前能夠選擇的方法無非兩種：一是通過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賣出美元、買入本幣來維持匯率穩(wěn)定；二是通過加息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遺憾的是，干預外匯市場會導致本國外匯儲備規(guī)模不斷縮水，難以持續(xù)。在本國經濟增速已經下降的背景下，加息將會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換句話說，這兩種應對手段都有成本或副作用。
事實上，不管是壓低匯率還是抑制貶值，其背后都有一個共同推力，即國際金融危機后部分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增長速度方面開始趨同：美國等經濟體的增速上升，整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速下降。前者導致美聯(lián)儲即將逐漸退出QE，后者則對不同基本面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了不同的壓力：基本面好的不得不通過提振出口來保增長，基本面差的被迫通過各種措施來抑制美聯(lián)儲退出量化寬松導致的短期資本外流。本幣貶值，對基本面好的經濟體而言是天使，對基本面差的經濟體來說則是魔鬼。
這種二元化的現(xiàn)象，一方面說明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國內政策對于全球經濟具有巨大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全球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團結起來，通過多邊國際治理來應對美聯(lián)儲政策造成的負面沖擊、并敦促美國政府實施更具責任的國內政策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