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近期舉行的限制公司高管薪酬的全民公投折戟，瑞士的公司高管可以長舒一口氣。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高管看來，這一將高管年薪限制在最低收入員工12倍以內的動議著實好笑，因為美國一些高管的天價年薪已經超過一線員工的1200倍，山姆大叔正朝著“萬倍薪差”時代邁進。
美國經管大師彼得·德魯克認為高管的薪酬上限不應超過普通員工的20倍。倘若德魯克還在世的話，恐怕會對現實感到痛心。美國早已進入百倍薪差時代，一些公司甚至已邁進千倍薪差時代。根據美國勞聯-產聯的數據，2012年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中327家大型公司CEO的平均薪酬超過1225萬美元，是一線員工的354倍。數據還顯示，2012年美國CEO和員工的薪酬差幅冠居全球，遠超過加拿大的206倍，瑞士的148倍，德國的147倍，法國的104倍，澳大利亞的93倍，英國的84倍，日本的67倍，挪威的58倍。
在美國，比很多其他發達國家更堅實的自由市場經濟傳統，稅制扭曲，CEO兼任董事長的現象普遍存在，金融過度創新，競選資金和政治裹挾，見怪不怪的“旋轉門”現象都是造成美國CEO收入超越全球同儕的背后推手。
在美國，任何干擾市場經濟和企業微觀運行的舉動都會遭遇來自各方面尤其是共和黨的抵制，被扣上沖擊就業創造等一堆罪名。目前美國的高管大部分收入來自股票獎勵等非工資性收入，但是這類收入的個稅稅率反而低于工資性收入，自然會讓CEO不對稱受益。德勤的調查發現，在標普500的大型美國企業中，由非CEO人士擔任獨立董事長的企業僅占約兩成。身兼雙職的企業最高權力設置結構自然有利于薪酬分配、人事任命朝有利一把手的方向演進。
美國民眾希望凍結華爾街貪婪肥貓的豐厚收入或將他們解雇，但這在現實中有很大難度，因為只有這些創造出復雜金融模型的數學天才們才知道如何解開自己設下的難題，金融創新和現實脫節越遠，金融肥貓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強。美國競選耗費的資金日益增加，金融、能源等重要行業每年投入游說的資金都達到上億美元，這就意味著留給企業高管的特例將更難杜絕。在美國這個“公司帝國”，今日的高官就是明日的高管，魯賓、薩默斯、奧尼爾、斯諾、保爾森、蓋特納這些美國歷任財長無一不是在政界和商界的大門之間反復旋轉，執政者堵上了高管的高薪豈不是堵上了自己的錢包。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高管和員工平均薪酬的差距，但這只是將事實曝光而已，美國并未推出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治理手段，除非爆發重大的社會危機，美國很難在改革稅制、設置選舉資金上限、切斷“旋轉門”等方面下痛手。也許再過數十年，山姆大叔會迎來“萬倍薪差”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