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開會議，其中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會議要求財稅體制重點推進3個方面的改革，包括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力爭在2016年基本完成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以上三大重點任務彼此互為改革前提，互為確保改革有序推進的條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若站在企業視角，廣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期待的此輪財稅改革，重點在大幅減輕針對企業的法外“費負”，確保企業依法繳納稅收后能輕裝前行。
此輪財稅體制改革之前，現行財稅制度已實施整整20年，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實行“分灶吃飯”，是現行財稅制度的基本內核。1994年起施行“分灶吃飯”財政，有效解決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首輪財稅改革以來，地方“包干式財政”上繳后造成中央財政空虛的矛盾。1994年后的十年間，“分灶吃飯”財政總體處于利大于弊的制度性紅利釋放期，2004年開始出現由“利大”向“弊大”的轉折。那一年，新世紀首輪宏觀調控導致“硬著陸”，多年積累的經濟社會轉型矛盾集中爆發，從維護社會穩定責任、彌補民生短板責任、社會保障責任、困難群體救助責任，到淘汰落后產能伴生的就業與再就業責任、改善城鄉基礎設施責任等等，全部或大部分都落在地方政府頭上。
中央主導對地方政府履行上述責任的評價，有時采用“一票否決”的考核標準，一方面地方實際承擔的各項責任越來越多，每一項都得大把花錢。另一方面，中央與地方之間繼續延續“分灶吃飯”不變，每年“分”給地方的財稅收入，難以填補地方所承擔責任的實際開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各項責任都是必須承擔的剛性任務，各地只能另辟兩大財源，一是“賣地財政”一發而不可收，二是針對企業的收費逐年加重，乃至發展到企業難以承受的地步。
說到“費負猛于虎”，輿論詬病最多的主要是針對企業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報銷，其實這些還不是企業“費負”的大頭。企業必須面對的最大“費負”，是許多地方擅自設置開征的政府性基金，有的地方最多時向企業開征的政府基金多達500余項。由于企業叫苦不迭，中央隨之組織多輪政府基金大整治，財政部每年發布政府基金征收目錄供社會監督，然而此項治標之舉，并未改變地方政府事權大于財權的困境，針對企業的政府基金征收，陷入“整頓——泛濫——再整頓——再泛濫”的循環難以自拔。
地方事權與財權不匹配帶來的突出后果，一是諸多政府基金向企業伸手盡乎于荒誕，譬如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新型墻體材料專項基金等等，巧立名目讓人無可奈何;二是企業“費負”重到常人難以理喻，在最高年份，全國主要由企業“貢獻”的政府基金年征收總額，相當于當年全國財政總收入的四成;三是過重“費負”必導致大量資本逃離實體經濟，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無端平添產業升級阻力和成本。
要想從治本層面真正把企業“費負”降下來，必須對已施行20年的“分灶吃飯”財稅作大修大補，按中央與地方所擔當的實際責任多少，重新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使地方的事權與財權大致匹配，如此才能切斷地方政府伸向企業的“不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