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的權限范圍內，松綁限購似乎成了近期地方政府激活樓市最后可抓的一根稻草。
松綁限購并不一定可以激活樓市，因為在很多二三線城市，限購政策本來就不嚴格。然而，上半年樓市下滑幅度以及對“穩增長”的影響超出預期，讓一些嚴重依賴土地出讓的地方政府倍感緊張。今年一季度，在黑龍江、河北和山西等產能過剩和傳統產業集中的地區，經濟增速下滑到5%左右，而內蒙古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7.3%，不僅低于全國水平，而且與過去動輒15%以上的增速不可同日而語。
這些地區的樓市在過去不僅一直在補貼傳統產業，也在補貼地方的國庫收入，甚至產業結構調整、產能清理、就業和社會穩定也要依賴樓市。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地方政府屢屢在松綁限購問題上做文章。當然，限購政策作為一項行政措施，其弊端十分突出，但關鍵要看經濟是否出現明顯下滑，以致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滑出下限。從這個角度看，多個城市公開退出限購不是偶然的，而是經濟增速嚴重下滑倒逼的結果。類似于呼和浩特這樣的能源或傳統工礦產業占主導的二、三線城市(集中在東北和西北等區域);或者產業結構以單一制造業為主，但產業層次低、升級慢的區域中心城市(集中在東北、中部等區域);或者過分依賴出口，民營經濟雖發達但很多轉向房地產投資的城市(集中在華東)，目前絕大多數都存在樓市供應過剩、庫存消化周期長(普遍在2年以上)、人口吸附能力差、后續需求不足等問題。在“調結構”、“促轉型”的大背景下，這些城市未來1-2年內可能會出現樓市泡沫破滅，甚至是崩盤可能。可以預判，這些類型的城市將是未來樓市政策調整，特別是限購政策松綁密集的地區。
從今年以來很多城市圍繞限購“打擦邊球”的做法看，各地均沒有赤裸裸地提出要退出限購政策，而是選擇諸如外地人口本地化、區域一體化、新型城鎮化等為由頭，但退出限購無疑是目標指向。應當說，退出限購政策的關鍵，是要做實退出限購的“由頭”，讓地方政府將緩解樓市供應過剩的措施與新型城鎮化、外地人口本地化等長期改革結合起來，將樓市發展的紅利轉移到公共服務設施供給、彌補社會保障缺口上面，以此為轉型提供時間和空間。
這樣的長短政策組合，所創造出的樓市需求是有效需求，而不是投資需求;是能夠培育地方長期穩定稅源、實體產業基礎的需求，而不是只謀求短期經濟績效的泡沫需求。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策組合不僅提高了城市無房戶、特別是外來人群的住房支付能力，而且實現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全覆蓋，降低了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購房成本、生活成本，有利于中低收入人群和外來人群在城市真正落地、入戶和就業，符合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戰略。
總之，未來應當以新型城鎮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加大政府財政投入為契機，做實樓市有效需求，將城市有穩定工作和購房意愿的無房戶最大程度地納入到新增需求中，為樓市和金融經濟穩定提供緩沖帶，并為經濟轉型和發展提供寶貴的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