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7月70個大中城市中有64個城市的新房銷售價格環比下降，較上月增加9個城市，二手房價格環比下跌的為65個城市。這與國家統計局新近公布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的雙降形成互相印證，穿透出房市的單邊盛宴正在結束。
房市理性回歸應是次優解，救助房市不能為、不可為和不應為。所謂不能為，就是目前房市已步入了庫茲涅茨周期(房地產周期)的下半段，任何救市手段都只是拖延房價的理性回歸。目前房價已至難以復加的高位，而國內公私部門負債率則高企，通過救市扭轉房市走勢，將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憾;同時，這與經濟轉型升級和改革目標存在一定沖突，即隨著人口老齡化下真實儲蓄率趨降，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已至臨界值，這使得通過通脹機制強制儲蓄呈邊際遞減態勢等，而有限的真實儲蓄資源過度用于救助房市，將影響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進程，因為繼續維系高企的房價將加劇經濟運行成本，如最近固產投資增速的放緩，投資邊際收益率下降等，都與高企房價密不可分。
所謂不可為，是對房市的任何救助都預示著公共財金資源的動用，而拿納稅人的錢去救助主要由投資或投機交易吹起的房價，不僅妨礙中國接下來的人口城鎮化事業，而且不利于當前財政體制改革，尤其是財政預算改革的有效推進。而所謂不應為是目前中國正在致力于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改革，房市的理性回歸是市場邏輯的自然演繹，政府的直接干預將不利于正在積極推進的簡政放權和負面清單管理等改革。
其實，當前政府應做的是為房市的理性回歸構筑防護性降落傘，盡力促成房市軟著陸。這首先需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交易格局，有序地促進農地等直接入市，并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打破土地財政化。所謂的土地財政實際上是土地金融杠桿化，是一種地方赤字的貨幣化或金融化，因為土地財政來源于土地級差地租，而土地級差地租源自土地改變用途后單位土地的產值差，目前投資邊際收益率及國內全要素生產率的趨降等，反映單純基于獨占性土地市場形成的巨額土地出讓金，實為地方赤字貨幣化，高企的房價則實為一種資產價格通脹。
其次，開發有效的金融衍生產品，提高房市等的內生抗風險能力，使房市風險通過市場交易加以鎖定和對沖。目前國內房市屬于典型的單邊市，由于缺乏相應的風險對沖和管理工具鎖定房價波動風險，使房市帶有了明顯的上漲共同體特征。是為房價一有所回落，市場就滿溢救市論的主要緣由之一。因此，研發不動產證券化，不動產期貨和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使投資者和消費者在房價波動中鎖定和對沖風險，將有助于為房市理性回歸構筑防護性降落傘。
總之，當前重要的不是房價理性回歸所暴露而出的風險隱患，而是如何通過市場機制設計等為房市的理性回歸構筑降落傘，打破房市上漲利益共同體格局，提高房市內生抗風險能力，促進房市軟著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