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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致力于向現代工業化轉型的國家，在一個雄心勃勃要打造一流的產品走向世界的國家，沒有人愿意去當工人，這顯然是一個令人笑不出來也不敢小覷的黑色幽默。按專家的說法，這是人們的“官本位”意識根深蒂固在作祟，但在一個經受了多年市場經濟洗禮
的國度里，人們已經學會了足夠的“趨利避害”的判斷能力，工人階層實際利益在發展中沒有被充分保護，才是大家不愿意做工人的關鍵所在
根據一項上海4000戶入戶調查，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業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性企業、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林澤炎認為，“這一調查結果表明‘官本位’等傳統觀念的影響根深蒂固，也說明我國企業人才開發存在問題。”（昨日《羊城晚報》）
曾經的“工人老大哥”喪失了應有的吸引力，這份“1%”的調查終于捅破了一層早已存在的窗戶紙：去年10月杭州拱墅區總工會對從事建筑業、制造業、銷售服務業的一線職工的健康狀況做了隨機調查，接受免費體檢的427名一線職工，99％因超8小時強體力勞動而患有不同疾病；去年底，中青報社調中心一項有17330人參與的調查顯示，73.6％的人最愿意做的工作是當公務員，其中83.3%的人最看重公務員的穩定，醫療、養老都有保障———如此冰火兩重天的對比之下，沒有人愿意做工人，還會是什么意外的結論嗎？
然而，在一個致力于向現代工業化轉型的國家，在一個雄心勃勃要打造一流的產品走向世界的國家，沒有人愿意去當工人，這顯然是一個令人笑不出來也不敢小覷的黑色幽默。按專家的說法，這是人們的“官本位”意識根深蒂固在作祟，但在一個經受了多年市場經濟洗禮的國度里，人們已經學會了足夠的“趨利避害”的判斷能力，所謂“頑固的意識”已經不再是根本的阻礙。竊以為，工人階層實際利益在發展中沒有被充分保護，相反，在“必須犧牲老工人利益的代價論”的借口之下受到嚴重的損害，才是大家不愿意做工人的關鍵所在；而在發展過程的博弈當中，工人改革參與的權利缺失，造成他們在發展中博弈力量的弱化，才是問題的根本。
這些年來，在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態勢。曾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享受了很好待遇的企業職工，在短時間內迅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付出了嚴重的代價，福利剝奪、大量下崗；而市場化的企業當中，更多地堅持了“低工資”的所謂強化“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政策。充滿太多的變數與實際待遇的下降，導致了人們對于產業工人的天然排斥。與此相反的是，比較起企業工人的改革利益受損，政府機關在改革中由于涉及到了改革推動者的利益，長時間來沒有實質性的削減動作，倒是在每一次重新分配中都能夠爭得更好的利益疊加與強化。在如此懸殊的背景之下，我們如何能夠指責國人的所謂頑固的“官本位”意識？
一個人人擠向政府公務員、憧憬著“鐵飯碗”的國家，是沒有出息的表現，很難想象其在科技、經濟上有很強的競爭力的。根據統計，發達國家，如美國80%的優秀人才集聚在企業，而我國只有30%左右的人才在企業———這樣的人才結構必將極大地影響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改變當下的格局，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提供工人待遇”的經濟改革問題，而是需要與政府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諸多改革同步協調進行的發展問題。
為什么改革中工人的利益非常容易受損，而剝奪政府官員的利益就那么難？根本原因，還是大家的利益表達能力不對等。當一個社會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體、各利益群體之間的聯盟與沖突不斷發生時，如何使不同利益主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博弈成為可能，國家在利益博弈時代應為何種角色等等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而提高工人、農民階層在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達與維護能力，則是改革過程中的當務之急。
有權利博弈，然后才能和諧平衡。關注一線職工利益，不能光靠對窮困者的資金救助，而要形成結構性利益增長思路，變“輸血”為結構性“造血”：地方政府一再津津樂道的“低工資優勢”必須迅速改變，賦予勞動者分享更多成果的宏觀導向；《勞動法》對于工人權益的保護被嚴肅執行，可以構筑基本的底線保障；工會組織力量充分發揮，可以搭建一道不斷爭取利益同步發展的梯子……政府必須意識到，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優化當下的人才結構，已經刻不容緩，漠視以發展為借口損害弱勢的工農階層利益的行為，注定是飲鴆止渴的發展思維，將貽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