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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經濟發展部10月29日公布的監測報告稱，為應對金融危機、節約財政經費，俄各級政府近期紛紛醞釀和制定裁員方案。下諾夫哥羅德州政府自12月1日起將從現在1100名政府工作人員中削減100人，每月僅工資一項就可節支150萬至200萬盧布。烏盧里諾夫州政府決定從明年1月1日起裁減20％的州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門的人員編制。韃靼斯坦共和國總統辦公廳也已裁減了10％的工作人員。
中國的實體經濟也已受到了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經濟發達的廣東今年前8個月，GDP增長比同期降了4個百分點，廣東財稅總收入8月第一次出現負增長。為此，政府連續出臺了降息等刺激經濟的政策，以保持經濟在較長時間平穩較快發展，避免出現大的起落。但應看到，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并非短期的，而政府救市亦非權宜之計，政府同樣需要來一場“瘦身運動”，不僅想方設法讓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下來，同時也是為了表明各政府與人民與企業同甘苦共患難的決心。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1∶26，從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我國公務員數量相對國民經濟發展而言確實較多。
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在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已增長了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英國、韓國、法國、加拿大、美國分別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個百分點。僅2005年，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項加起來就高達6000億元，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0%，相當于全民義務教育投入的5倍。
“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昂貴的公務和最昂貴的政府，中國公民承擔因政府運行成本過高產生的賦稅在很多地方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盡管多年來為機構“消腫”做了大量努力，但至今仍未走出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的怪圈。為此，我們不妨藉金融危機之際，真正從體制和法制入手，來一場“瘦身行動”。一方面，改變政府自身改革由政府主導為“公眾主導”和“市場主導”。由公眾參與乃至表決事關官員福利和政府運行成本的改革，以形成一種“討價還價的改革博弈機制”。另一方面必須依法規范政府行為，以“公開行政”和“公共財政”遏制浪費和腐敗空間，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