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以降，人們對于危機成因的認識不斷深化。作為認識深化的重要標志，“抓壞人”活動日益深入且豐富。嘈雜的討論中，有幾個挨批對象出鏡率頗高，其中包括“美國的金融監管當局”。
由于金融監管體系獨立于黨派，民主、共和兩黨的政客們得以對監管不力大發感慨。不少人言之鑿鑿地重復這樣的斷言：如果監管更強有力、更及時、更有針對性、更……危機或許可以避免。筆者以為，對這些馬后炮，或許可這樣理解：對于監管而言，水平沒有高和低，只要發生一次危機，史上所有美譽統統不算數。
現在，奧巴馬政府糾結多日，終于拿出了金融市場監管改革方面的新計劃，內容也幾乎迎合了市場中此前各類呼聲。其中，不僅要加強對金融控股類機構的監督，增加對衍生產品等市場的管理，還要創立一個新的對抵押信貸和消費金融領域的消費者進行保護的機構，乃至賦予政府接管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型金融公司的權力，更要創立與海外各國監管機構相協調的新政策等。
一言以蔽之，這個言必稱“改變”的總統的所作所為，無非是要將“大政府”這個在美消失多年的“幽靈”重新召喚到市場中來。同時，昔日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發出的那個著名表態——大政府時代結束了，也被新生代民主黨人奧巴馬干脆徹底地拋棄了。
必須指出的是，誰也沒指望就依靠奧巴馬多辦幾件新“實事”，就能干凈利索地解決這場已傷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根本的危機。但此番對金融監管體系大動手術，也不由讓人憂慮。照這個思路走下去，強悍的“美國版大政府”真能夠避免日后的新問題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按照索羅斯的說法，“美國需要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那樣的監管環境”，那時的好處是只有商業周期而沒有金融危機。但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和大家談論“金美元時代”的美好故事，好比要一個生活經驗豐富的男人相信主旋律是“公主和王子永遠快樂地生活在森林里”的偶像劇集一樣不靠譜。
何故？時、勢異也。
一者，綜合經營本身就意味著金融系統的風險點增多，體系脆弱性上升，機構的風險根本無法通過單純調高資本金額度或提高監管力度來完全對沖；二者，衍生品創新本意就是規避監管、博取利益，不能指望用擴張警察隊伍的辦法來完全消滅犯罪；三者，對那些因自己貪婪而犯下錯誤的消費者過度保護，可能誘發更廣泛的僥幸心理，神圣的市場規則易遭褻瀆；第四，政府接管大型金融機構難免疏離市場，既稀釋了原股東權益，又面臨官股如何退場的困境；最后，即使全球監管規則都“相容”了，也還缺乏一個“激勵相容”的安排，有規則、沒效果的事例，我們并不陌生。
現今，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最深刻問題在于，與美國巨額債務相捆綁的美元流動性會怎樣演變。這幾乎也是制約未來世界經濟走向的最重要變數。即使自今而后，由“大政府”控盤的美國消費、投資、貿易能不歇腳地一路攀升，也無法解決外部國家對過剩美元累積必然引發泡沫出現、這些泡沫三五年自我消滅一次的擔心，更無法消弭整個世界對缺乏實物基礎的“美元環流”無法永續循環的習慣性恐懼。
所有這一切，都無法通過監管方面的冷峻說辭來讓大家鎮靜。更何況，更多的監管也不等于更好的監管。再說得更確切一點吧，好的時代，無需監管。
（作者系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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