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日前在倫敦結束。不出人們預料，會議在如何“集體防范”類似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大危機問題上，再次交了白卷。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求提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投票份額的問題，基金組織首腦的回應是“要等到”幾年后“貨幣基金組織整體改革框架下再議”。
美國一直希望削減歐洲在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勢力，提出了讓渡一定比例投票份額給發展中國家的倡議，但是這個讓渡的“份額”，要從歐洲國家那里出，而不是削減美國自己在基金組織內最大的（一票否決性）投票份額，所以必然遭到了歐洲國家的堅決反對。
事實上，歐洲國家和美國在如何協同進行金融業監管、防控金融系統性風險問題上遲遲形不成有效集體動議的原因，在于對于目前的幾大全球“金融中心帝國”而言，金融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已經太大，其金融業的部門利益已經到了“以系統性風險要挾公眾和政府”的程度，那些“金融帝國”政府也不愿，甚至無力施加嚴管，因為這一產業部門對財政收入、選票和就業的影響太大。但是，老牌金融帝國們的國內產業（第三產業）結構調整，將是不得不做的功課。
在過去的全球化分工中，這些金融帝國之所以能夠發展出遠遠大于本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所需規模的金融服務業，就是因為眾多非金融中心國家，尤其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制造業，持續對金融帝國的金融服務業進行購買。剛剛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昭示了這種全球的產業分工模式，終將要被重新布局。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國家和新興區域，一段時間之后，將建立起自己完備的包括金融服務業在內的生產者服務業部門，能夠輻射新興市場和區域市場的新國際金融中心將興起。對于老牌金融帝國，比如英國，如果歐盟國家不那么排斥東歐國家進入歐盟、積極參與東歐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提供市場服務，那么東歐國家對金融服務業的需求，就還能夠幫助英國“延長”本國經濟“拖延”產業結構調整所允許的時間。
每次G20會議，都一再昭示了全球金融業大轉移時代的即將到來。在這期間，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是歷史性的機遇。中國已經有了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但目前最大的發展阻力仍然是來自人民幣在匯率和兌換方面的管理體制方面的，而不在于我們市場建設的技術性問題。在匯率市場化改革層面，我們反對最近布魯金斯-清華大學中心提出的、讓人民幣實行重新估價后的“咬住美元”（人民幣美元之間匯率固定）方案。人民幣不是完全依靠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支撐的港幣、不需要成為美元附庸，而且在人民幣沒有實行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匯率如何重估都是經濟學家的數學游戲。
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改革速度，最終決定了中國在當前的金融服務業大轉移中，能分到多少利益份額。美元和日元作為自由貨幣，盡管有著世界上最不堪入目的國家負債和財政債務，但仍然享受著全球“避險資產”的各種利益。而在實現人民幣貿易和資本項下自由兌換的風險問題上，中國所擁有的2萬億外匯儲備，完全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巨大的“平準基金”，足以阻擋、清掃任何私人基金（規模）沖擊中國市場的行為，而且對于有害金融系統安全的鱷莊行為，完全可以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中國金融安全罪而采取“封賬”處理。實際上，當前的唯一的問題，就是相關利益部門肯不肯放下“審匯、批匯”的行政審批大權，轉型為市場監督和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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