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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段時期以來西方關于人民幣升值的鼓噪，溫家寶總理日前堅定地表示，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不會屈從于任何壓力。同時也表示中國將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中國政府的上述表態，盡管不大可能解除西方在人民幣匯率上的一再糾纏，但至少讓他們明白：老拿人民幣說事，其邊際作用恐會日益減小。
西方未必指望人民幣大幅升值
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所說的，所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41%，應該大幅升值的觀點，只是他們試圖用數字來表示人民幣被低估程度的一種宣傳。目的是強化中國在應對危機時擁有的不公平優勢，以增強西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共識。事實上，無論是伯南克還是卡恩，在公開場合都只是呼吁人民幣應該增加匯率彈性。倒是國內有些學者似乎替政府著急了，說什么人民幣升值問題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應當“抓住機會”讓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左右，等等。盡管這些學者列舉了人民幣一次性大幅升值可能帶來的諸多好處。但是，這些經濟學意義上的假定和推演在真實世界里可能是非常蒼白的。誰能保證，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之后，就能消除西方關于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質疑？誰能保證，人民幣升值之后中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相對被動局面就能成為過去？誰能保證，中國經濟也將由于人民幣的升值而加速向消費型增長模式轉型？
自亂陣腳會被請入甕
所謂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本質上是西方“敲打”中國的一張聰明牌，盡管浸潤著太多的戰略利益。在這場關乎中國經濟命運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的博弈中，中國既要做到從行動上不懼任何壓力，更要從心理上樹立強國自信，切勿自亂陣腳。
30年前，當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及日本的1/4、貿易規模只相當于美國的零頭時，高傲的西方人根本沒把人民幣匯率當回事。倒是日本經濟的迅猛發展讓美國和歐洲老牌工業強國感到巨大威脅，于是就有了1985年的
“廣場協議”。使得一向精明但戰略博弈水準尚欠火候的日本失去了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經濟泡沫破滅。日本也由此錯過了同美國爭奪超級經濟大國的戰略機遇期。如今，當中國經濟規模逼近日本、出口總額位居世界首位，且在最困難時期也能保持8%的經濟增幅時，飽受經濟低迷和高失業率之苦的西方各國政府拿人民幣匯率問題說事，其實是很普通的邏輯延伸。盡管他們也知道，即便人民幣真的升值了5%，也未必能夠遏制中國經濟的上升勢頭。因為中國相較于美歐的比較優勢在短期內不大可能消失。何況，人民幣升值對西方經濟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一般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對處于低迷的不少西方出口企業確是一針強心劑。但對早已嵌入全球價值鏈環節的中國經濟來說，出口訂單的減少不僅意味著失業率的劇增，也會嚴重損害在華跨國企業的根本利益。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工業品出口的55%以上、高科技產品出口的87%以上是由包括美歐和日本的在華跨國公司完成的。因此，對那些深度介入中國經濟的西方超級企業來說，其政府和輿論一再拉高人民幣升值分貝，很多時候是做給國內的藍領工人看的；當然，在喜歡放大議題進而博出位的美國國會議員看來，揪住人民幣匯率這根小辮子不放，不僅能夠持續制造轟動效應，更可提高支持率，可謂一舉幾得。
因此，站在西方政客的角度來看，假如通過低成本的輿論壓力就能制造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魔咒效應”，不僅能夠在關乎中國經濟主權的重大問題上取得戰略博弈的心理優勢，更可以收獲壓力測試效應，從而為制造新的議題提供想象空間。
以我為主穩定預期
西方樂見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陷入被動，更愿意看到通過議題制造與持續施壓就能達到令中國自亂陣腳的效果。假如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建議，中國極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被請入甕。筆者愿意引用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話來提醒國人：“很多經濟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中國必須學會在這種體制下生存。”當然，斯蒂格利茨只是指出國家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一個基本生存法則。中國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國際規則的適應層面上，簡單地適應只會扼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使中國經濟難以跳出舊有的國際框架。就人民幣匯率來說，現階段，中國必須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來推動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實現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歸根到一點是不僅在行動上，更要從心理上做好應對西方種種刁難的準備，以使西方最終知難而退。
人民幣匯率問題只是西方“敲打”中國的一張聰明牌，盡管浸潤著太多的戰略利益。在這場關乎中國經濟命運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的博弈中，中國既要做到從行動上不懼任何壓力，更要從心理上樹立強國自信，切勿自亂陣腳；要以我為主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徹底拿掉西方罩在中國頭上的“緊箍”。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