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牽頭、十多個國家部委聯合組成的立法小組，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起草《工資條例》草案，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參與草案起草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表示，《工資條例》與工資增長不必然互為條件，如果調薪，CPI確實是應該考慮的因素。
圍繞這則消息幾乎是亂象叢生，官方首先對坊間“條例即將出臺，工資可望漲”的熱情予以降溫，而后指出職工調薪可能參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于是又一輪民間渴望悄然升溫。但問題在于，CPI注定是個可以上下浮動的變量，而工資應該是個紅線上揚的增量，調薪也只有在當前的物價語境下才可以考慮CPI，而不能相反。亂象尚不止于此，更在《工資條例》的立法立意上悖論層層，或可導致即將出臺的《工資條例》先天不足。
首先，《工資條例》旨在將一些企業多年不漲工資、有些地區雖然規定了最低工資但正常增長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納入法制軌道加以規范，但參與立法的專家表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單靠某一部法規很難奏效。”道理確實如此，但也同時表明草案起草者本身對《工資條例》的效力信心不足，那么到底能夠發揮多大的現實功效，在這個條例誕生之前就開始令人擔憂了。
其次，《工資條例》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是形成工資協商共決制，“既要賦予職工在薪資面前的說話路徑，還要考慮職工的說話能力。”其實，此前推行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之所以沒有落地生根，原因不僅僅在于法律對各自的權責界定不夠明確，還在于工資之外的種種權利不對等，使勞資雙方在惡意規避制度的前提下根本就坐不到協商的談判桌上來。那么，在“單靠某一部法規很難奏效”的前提下，賦予“職工的說話能力”從而改變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尷尬境地，幾乎更像理論推演。
更為重要的是，《工資條例》致力于規范勞資雙方的權責而忽視或者說擺脫了政府的責任。
邱小平先生的說法也證實了這一點——“中國不能再回到計劃體制下，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不能再由政府搞一刀切。”但是，一個基本常識是：計劃經濟也有市場，市場經濟也要有計劃。單純的工資分配當然可以放之于法制框架下的市場中來完成，卻不能說影響工資增長的中小企業利潤環境以及影響工資含金量的社會保障等等，都與政府無關。
我們當然承認“單靠某一部法規很難奏效”，正基于此才有理由要求一部新法規要完善其他相關法規的不足，彌補相關法規的現實缺陷。惟其如此，法制才能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態勢。否則，回避既有法規的不足或者現實難點，無論在理論上做怎樣的推進都有可能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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