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煙草全面專賣的中國來說，以煙草加稅增加財政收入，不如要求中國煙草總公司加大上繳利潤更合理。
國稅總局提高了煙草生產的稅率，出發點是“適當增加財政收入，完善煙產品消費稅”。加稅后，甲類香煙的消費稅率由原來的45％調整至56％，乙類香煙由30％調整至36％，雪茄煙由25％調整至36％。與此同時甲乙類香煙標準，也從原來50元分界線上浮至70元。
在經濟下行周期內，減稅以刺激發展是常用手段；但財政收入減少，政府又有動力加稅以保證財政收入。在兩難處境中，對煙草行業加稅，雖屬事出有因，但后果難料。
與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同，我國等20余國實行國家煙草專賣制度。盡管國稅總局稱加稅之后不漲價，但具體的每個煙草生產銷售單位和地區，遲早會將這個新增成本轉移到消費者頭上。
有人提到提高稅率會減少煙草過度消費的危害，最終對國家發展有好處。但這種道德加稅的后果，“理性選擇學派”巨擘，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早有過深刻的分析。當時煙草稅率只有售價30％的美國，計劃以加稅增加財政收入彌補財政赤字，加里-貝克于1994年在《美國商業周刊》撰文，認為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導致煙草走私泛濫，而把價格上漲的壓力壓了在窮人頭上———按照他的調查，美國抽煙人群中收入較低者，所占比例較高。
煙民也是普通消費者，煙草消費雖是不良習慣，但并不違法。他們只要不在公共場所抽煙，也不影響別人，更不犯法，對他們加稅，最終意味著變相漲價。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煙草消費國，吸煙者數量占到全球總量三分之一以上。這個稅種的增加并不比燃油稅影響的人群少。開車會導致全球變暖，汽油一樣也在賣；以此類推，即使吸煙的習慣不好，但要加稅，也應該像燃油稅一樣有個征求民意的過程。
中國是世界上煙草生產量最大的國家，每年生產量約占全球總量三分之一以上，中國政府管理著最大的煙草集團。如果要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來控制吸煙，那么國家應當根據該公約在煙草廣告、煙盒標簽等方面做出種種限制規定。但就是在去年，中國剛剛在國際會議上被評選為控煙不力國家，因為煙盒上的吸煙危害健康標志很不顯眼，煙盒包裝上也看不見規定的吸煙危害圖片，我們的煙盒只有鮮艷美麗的畫面。
對于煙草全面專賣的中國來說，以煙草加稅增加財政收入，不如要求中國煙草總公司加大上繳利潤更合理。這樣做，全民可以共享被完全壟斷的煙草行業的高額利潤。同時，切實履行國際公約，加強煙草危害宣傳，都要比加稅有效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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