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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執政后，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27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開幕了。
這兩天有關對話的新聞，向外界釋放了一個信息：美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里，還是迫切希望和中國構成一個能夠形成共識并影響世界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G2格局”；而中國則更加關注如何在今后中美合作關系中保持真正意義上的“雙贏”局面。比如，不能因為只考慮挽救美國經濟盡快復蘇，就可以大量“印鈔”犧牲中國債權國的利益。中國希望中美關系的發展要建立在利益分配公平的雙贏基礎上，而不是美國主導、中國支持的那種被動的“G2”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感覺到今天處在中美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和政治實力不均的格局下，僅僅通過“G2”框架很難實現雙贏的結果。于是，這次戰略對話，中國會發出更多維護自己利益的聲音。而美國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去尋找和中國利益相容的交合點，比如，新能源技術的合作等。那么，我們如何建立一個能夠給中美帶來雙贏的合作呢？
首先，要“練”好我們的內功。這就需要我們的管理層多學一點企業和市場相關的創造利潤“戰術”，而我國的企業和機構則要多學一點宏觀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對中國經濟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戰略”。否則，缺乏“大氣”的中國企業和機構，無法意識到“無形資產”(財富創造的第一環節)在財富分配和風險轉嫁中的威力，而不充分了解“公平競爭重要性”的決策部門，也無法體會在全球化環境中靠企業只身打拼的艱難和安于現狀的苦惱。
不管怎樣，今天中國的增長模式和美國的增長模式，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進行合作“對接”，那么，必然會帶來看似“不公平”的雙贏結果。我并不認為這當中有什么“陰謀論”在起作用，而是增長模式不匹配所造成的。這當中也不可能指望美國政府發揮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去補償中國與美國合作中所出現的問題或損失。美日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合作，雖然讓日本迅速積累了對美的債權，成長為世界經濟的強國，但是越來越嚴重的外匯占款所帶來的金融資產泡沫，嚴重阻礙了日本以出口主導的增長，最終導致的泡沫破滅、產業空洞化的格局，讓日本不能擺脫對歐美市場的依賴，這次也成為歐美經濟衰退的“陪葬品”。總之，世界經濟發展失衡格局所帶來的風險，對美債權國的損失更大一些。如果要在目前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中進行新一輪合作，那么，我們一定要汲取日本的教訓和這一輪中國經濟調整的經驗。
其次，我們希望美國從行動上拿出減少雙赤字的決心或者對債權國利益足夠的重視。今天美國還在進行軍備擴大，還在用錢去擴張自己的利益圈子，那么，就不可能改變美國為維護霸主地位所需要的赤字結構。我覺得中國政府在對話中除了強調債權國對財富價值穩定的擔心外，還應該要求美國能夠放開中國在美投資和技術消費的門檻，否則，賺了錢還不能讓人隨心所欲地花錢，這種合作是不可能有雙贏結果的。
第三，在中美發展水平的不同階段，讓美國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交換，即我們消費，美國生產和儲蓄，是不切合實際的，也沒有市場支撐的基礎。美國的消費能力，是和美國中產階級、富裕階層的社會結構，與發達的金融體系等因素分不開的——它們支撐著美國的社會保障能力，支撐著(個人信用)風險分散的效率等，但是，一旦這樣發達的金融體系出了問題，消費的增長基礎就會出現暫時的“自然瓦解”狀況。那么，今天當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們的人均收入還排在世界130多位，而且收入差距在日益擴大，外國人建議要釋放中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消費能量，就顯得太不知中國的“人情世故”了。說白了，即使增長模式轉變，也是需要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需要為之奮斗的時間。
總之，中國政府在這次對話中應該做好兩種預案：“保守”戰略是最大限度地爭取美國保證債權國的利益；而“積極”戰略就是爭取在下一輪經濟增長方式(比如，新能源時代)中，改變我們被動的加工貿易地位。具體而言，就是要在這輪對話中強調技術共享，強調產業鏈價值形成的透明機制，強調在設計、生產和銷售等各個環節中共同參加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后財富的定價權和分配權上能夠保證人民幣的適度參與。如果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反復糾纏匯率、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等老問題，那么，我們在對話中除了堅持自己的原則之外，更重要的是繼續做好為了提高抗風險能力而進行的結構調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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