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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歡做了好事不留名，但我做慈善就是要高調，不僅要留名，還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會，影響更多的人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奧康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振滔在以其冠名的慈善基金啟動時這樣說。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們開始通過設立基金會“行善”，這意味著如何“散財”將不再是他們自己能夠隨心所欲的事，而必須遵照一定的規范。
據悉，民政部正在起草一份規范非公募基金會的專項方案。此方案將會對剛剛發展起來的非公募基金會帶來何種影響？為此，記者專訪了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基金會管理處處長馬昕。
企業行善將不再局限于捐贈
馬昕告訴記者，2004年以前，我國從事慈善的社會團體、基金會，都或多或少帶有官方色彩，慈善的基本模式是由公募基金會向社會廣泛募捐，再統一發給受助對象。近幾年來，鑒于一些富裕起來的企業和個人有意愿拿出自己的財產用于公益事業，又希望自主決定公益實施，保證捐贈意愿的實現，為了引導社會財富有效實現“第三次分配”，國家對此給予了大力鼓勵和支持。民政部在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中，首次提出鼓勵非公募基金會發展的意見。
馬昕解釋，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可以面向社會公眾募捐，而后者不能。目前，國家對非公募基金會在名稱、登記條件、資金使用等方面的規定相對比較寬松。如發起人向省級民政部門申請設立非公募基金會時，只需不低于200萬元人民幣的原始基金，公募基金會需800萬元；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的公益支出應達到原始基金余額的8％，公募基金每年的公益支出要達到上年總收入的70％。
馬昕說，截至2007年年底，在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慈善基金總量有29個。她認為，未來中國將涌現出大批以企業家個人或企業名義成立的私募基金會。從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引退，轉而成為一家非公募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的徐永光更是大膽預測，未來5年，非公募基金會總量將超過公募基金會，最終占據主導地位。
成立非公募基金會，既是名譽又是責任
據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調查顯示，非公募基金會已初步體現出三大優勢：一是資金來源穩定，成長性強。二是公益活動的實際效果顯著。非公募基金會的決策層和管理層往往來自商業領域，比較注重項目的成本與收益，推出的公益項目注重實效，保障受助人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實惠。三是強調內部控制。由于非公募基金會追求與捐贈人建立穩定的關系，向捐贈人負責的意識更強，因此非常注重內部控制，包括節約成本、精簡人員和對捐贈人的公開透明。
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曾表示，集中資金設立非公募基金會，有助于把慈善活動與企業的經營活動分離，可以對慈善捐贈活動進行規劃和專業化的管理，提高捐贈資金的使用效率，擴大捐贈的規模化效益。非公募基金會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以個人的姓名和企業的名稱來命名。這樣做，可以提高企業、企業家的社會形象，又能充分展示和體現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馬昕認為，成立基金會對企業來說意味著從道德性義務轉變為制度性責任。
在成熟的發達國家，非公募基金會在慈善市場中占主導地位，而我國非公募基金會尚處于起步階段。“雄厚的資金、高素質的管理團隊以及不斷創新的公益理念都是非公募基金會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就我國目前的狀況而言，能夠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還不多。”馬昕說。
企業會借慈善之名灰色運作嗎
非公募基金會“井噴”式的發展也引起人們一些擔憂。有人認為，相比于公募基金會，國家對非公募慈善基金會的監管不夠，一些企業借慈善之名進行非法運作。
馬昕告訴記者，這種說法并無根據。國家對非公募基金會和公募基金會在監管方面是一視同仁的，“基金會是獨立法人，任何人不得非法占用基金會的資產”。首先，非公募基金會要有以章程為核心的各項規章制度，要建立理事會和監事會相結合的內部決策和監督機制；其次，基金會每年都要接受年檢和審計。對于違反《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行為，民政部作為登記管理機關有行政處罰的權力。
馬昕向記者透露，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非公募基金會的監管，民政部準備在現有規定的基礎上，針對非公募基金會自身的特點制訂“非公募基金會章程示范文本”，將非公募基金會的管理和公募基金會區分開來，既規范非公募基金會的行為，又為其發展提供更多的便利。
此外，民政部正在組織基金會評估，將樹立一批基金會的典型，引導基金會加強自身建設、提高社會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