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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4月9日起，珠海暫停購房入戶、投靠入戶、大中專畢業生入戶、暫住人口入戶等所有戶籍遷入。原因是，“大規模增加的人口勢必帶來巨大的公共財政壓力”。接受采訪的官員透露，珠海未來的戶籍政策會“有開有收”，“高學歷人才、中級以上的技術工人這些都是緊缺的，肯定會吸收這些有專長的人來”。
從這項“戶籍新政”我們至少可以讀出這樣幾個信息：其一、現下人們手中的戶口仍然依附著許多利益，比如社會保障、就醫、就學之類，所以，以珠三角之富庶，仍然擔心外來人口入戶帶來的公共財政壓力。其二、基于這種擔心，珠海政府人為地抬高了進入當地的門檻，戶口審批不但沒有淡化行政化的色彩，更多了精英化的附加條件。對成功者，城市的大門是敞開的，你可以擁有戶籍并享受與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務；而持暫住證的農民工或者其他群體，盡管也為這個城市創造GDP和稅收，但因其微不足道、不夠高端而不能進入決策者的視野，并由此“暫時”與戶籍承載的各項福利絕緣。
讀到這里，我們就要發問，暫停入戶、有開有收的政策是否隱含了“三六九等”意味，被拒絕給予城市身份的人會否因為歧視而受到傷害？“高筑墻”的戶籍政策真的能控制人口遷徙？從數字上控制城市人口，就能減少政府壓力，減少各種成本的支付？
經濟聚集程度決定著人口聚集程度。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可以預見，即使城市并不提供身份認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仍然會有大量人口涌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但長期被城市拒之門外、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應有的權利，因為身份歧視而倍感不公，人們很難對所在的城市產生歸屬感。生活城市里的人口不能被納入城市的體系，由此形成的離心力不得不讓我們擔憂會有這樣的局面，即我不能得到認同，我也不認同這里的一切；我的利益被犧牲，我也可以漠視這里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心態帶來的諸多短期、惡性行為對城市的傷害，恐怕將遠遠大于現在看來很重的壓力。
“高筑墻”的戶籍政策加劇了我們這種擔憂。短視的政府行為或許可以解一時之困，但因為其不公正必然產生的負面效應要在將來才會顯現，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才能消化———我們在謀求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的前提是人人享有均等的機會并由此實現整個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從這點出發，珠海的戶籍新政應該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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