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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自古以來都是稀缺性的資源，對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也決定著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無論是工業用地還是住宅用地的需求都急劇增加。再加上勞動力要素的無限供給，而土地的有限屬性大大抬高了土地相對于勞動力的相對價格，變得異常昂貴。按照著名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的歷史觀察，如此環境必然加劇土地制度的重新安排和創新改革。歷史上，正是土地制度的不斷創新，確立現代意義上的產權制度，由此引發了引人注目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因此，無論如何，眼前應該正是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層出不窮的活躍期。浙江永康為了破解工業用地荒而提出的“畝產稅收”新思路，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永康這個號稱中國“五金之鄉”的江南小縣，近年間隨著傳統五金手工作坊的突破性鋪開，整個縣域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可惜先天不足，山地環境成了嚴重限制工業用地的瓶頸，很多中小企業因此漸漸外遷武義、東陽、金華、縉云等周邊市縣，永康的經濟增長和財政稅收遂大受損失。進一步的調研數據表明，去年永康納稅雙百工業企業156家，總供地1萬畝，稅收12.5億元，“畝產稅收”12.6萬元，高于全市企業平均水平一倍。其中前30位占地不到1000畝，但是納稅4.16億元，占雙百工業企業三分之一強；后30位供地3797畝，納稅1.43億元，畝產稅收3.77萬元。為了解決這些土地緊缺帶來的稅收流失，永康市提出一個分層供給的新思路：把永康有限的土地優先供給那些“畝產稅收”高的企業，優先解決這些企業的用地困難。按照這一改革的思路，那么“畝產稅收”高的企業就會留在永康，極大地發揮了永康市企業的最大潛能，也大大提高永康的國民生產總值和稅收總額。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畝產稅收”的思路有點類似經濟學上所說的一級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也就是說，作為供給方的政府可能會在最大限度上壓榨作為消費者的企業剩余。雖然政府的財政稅收和動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增強，但是如此政策必然會損失處于創業初期的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和與其他縣域經濟的競爭實力。如此下去，就會產生一種“馬太效應”的新經濟格局：大企業規模可能由此得到增強，而中小企業要不破產，要不就轉移到周邊的縣域或者偏遠的西部地區。大企業雖然在某種程度可以激勵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技術創新，但不要忘了，原先分散化的中小企業競爭格局也可有效分散縣域經濟的市場風險。所以，“畝產稅收”的思路，表面上在增強經濟實力，實際上是以增大經濟發展風險和經濟系統運行的穩定性為代價的。
或許有人要說，筆者如此評述，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自古善言不美，由于近些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惡化，再加上政策的急劇調整，使得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變得十分嚴峻，浙江很多中小企業都面臨著重新尋求盈利空間的壓力。那么，如果不能在經濟規模或者生產技術上顯示絕對的優勢，原先使得永康市或者浙江省賴以發展的中小企業優勢是否還會存在呢？這些優勢的消失是否也會擠兌近些年快速經濟增長的基礎呢？這些都是我們眼前亟需慎重思考的重要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考察：一旦我們放棄了原來的土地拍賣方式，而采用一種更富彈性的指標競爭方式，會不會誘發一些劣質企業造假，從而引發土地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檸檬法則”？答案似乎是毫無疑問的肯定。由于土地市場存在的巨大投機潛能，再加上產品市場利潤的急劇壓縮，這必然會誘使很多劣質企業鋌而走險，利用所握信息優勢與政府考核的潛在漏洞與高昂的監督成本，再或者是俘獲政府中的某些人共謀，捏造各種各樣的稅收指標，從而以換取高額的虛擬資本。要知道，近些年不斷吹漲的土地泡沫，再加上現有條件下的執法之難，使得這些投機者有足夠大的激勵為獲取暴利而去投機。如此市場擠壓下，那些真正有實力的企業倘若不去模仿那些劣質企業的“低成本、高獲益”賺錢之道，便大有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失去原先的競爭實力，最終市場上就不再會有良好的、遵紀守法的企業，只會到處充斥著那些投機色彩濃厚的劣質企業。這一點，可以從近些年生產型企業大規模屯地以及房地產市場良莠不齊的開發商那里得到最強力的佐證。很顯然，很多企業——不管是優質的還是劣質的企業——都嗅到近些年一級土地市場和二級房地產市場上的暴利可能性，于是不惜一切代價地爭奪那些日漸稀少的土地資源，爭上有暴利空間的房產項目。
結果呢？國人看到的便是滿眼虛胖的企業，或者放棄原來主業而遍地開花的房產商。前段時間，我和幾個同事去江蘇企業調研，其中有家2億注冊資金的民營企業集團旗下竟然有14個子公司，橫跨房產、建材、貿易、培訓等十幾個行業，細問之下更驚訝，如此龐大的企業竟然沒有一個主營的業務，目前企業主要靠房產上獲得的高利潤來支持其他行業的微薄收入或者虧損。可以想象，眼前那些看似強大的企業很有可能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是我在那家企業調研時一位總經理助理事后偷偷告訴我的一句話，恐怕也是最能體現現階段中國企業的情況的一句大實話。它讓我沉默了很久：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房地產的暴利和中國企業具有的強投機性。
請想一想，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煉金術曾造就的虛假繁榮，我們焉能不高度警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