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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24 作者:童大煥 來源:東方早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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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金融風暴以及中國經濟調整的影響，中國東南沿海數以十萬計的工廠陷入困境，被迫裁員，從10月份開始，不少農民工被迫提早返回鄉村。這引發了一些評論人士的思考。
我并不認為返鄉農民會安靜地退回故鄉，回到男耕女織的生活中去。眼前的返鄉潮，乃是因為工廠裁員正好趕上了年前，過完年后，用不了多久，大量農民工還是要回到城市去尋找他們的希望和夢。經過了二三十年的農民進城運動，中國農民對城市的依賴已經遠非從前可比，哪怕還有這樣那樣明顯的制度歧視和壁壘，農民的命運，早已和城市緊密相連。從總體的收入上看，農民的收入中已經有90％來自城市打工；從文化上看，農民工在城市的文化生活固然貧瘠，但相比于鄉村，城市生活仍然好比天堂。過去那種城鄉完全割裂、“井水不犯河水”的時代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每當經濟不景氣之時，許多人還是對農村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把農村當成浪漫主義的棲息地、避免社會動蕩的大后方。任壽根教授在《東方早報》上撰文說：農民工返鄉不是壞事，是中國“三農”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體現，政府應順其自然。農民工返鄉有助于減輕城市就業壓力，緩解城市就業和其他社會矛盾；農民返鄉從事農業生產，可以增加中國糧食儲備，增強中國在糧食方面抵御風險的能力。吳祚來先生在《新京報》撰文認為：農村是中國經濟活力與社會穩定的大后方，在經濟快速發展時，它為城市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又以巨大的空間使勞動力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
今天，是到了徹底放棄幻想、回到現實的時候。我們在關注城市失業的時候，千萬不要再把農村當成穩定的大后方，把田園牧歌當成詩歌一樣的夢想天堂。我們正好應該借此機會，關注到早已發生而且仍在發生的、比城市失業更嚴峻的“故鄉淪陷”的命題！無論是孫立平教授的“底層淪陷”說，還是孟波先生的《不能承受的故鄉底層淪陷之重》、熊培云的《我的故鄉因何淪陷》、十年砍柴的《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潘采夫先生的《唉，我的故鄉》、陳倉先生的《告老無法還鄉》等文章，對此都多有涉及。那種命運的無常感、尊嚴的喪失感、道德的陷落感、希望的渺茫感以及生存空間的極度窒息感，非身臨其境的人所能體會和感受。
每一條魚兒都向往自由的呼吸，何況人乎？因此，越是經濟不景氣，越不能指望農村成為與世隔絕的天堂。此時我們所能做的，是開放胸懷容納農民進城。誠如鄭也夫先生在《貧民窟的必然性》一文中的深刻洞見或者說常識理解：大城市提供就業有小城市（和農村——作者注）無法匹敵的優勢，大城市能容納無數小工種存活下來。因為大城市的人口眾多，只要千分之一的人有某種需求，就可以造就一個職業。大城市有這么好的就業機會，必然吸引窮人。所以大城市有“貧民窟”是必然的。你說“貧民窟”不好，他說可以湊合，因為能掙到錢，在農村可能住得比這寬敞，不是“貧民窟”，但沒錢掙。（沒錢掙就沒法活，就是免費住高級賓館也沒有意義！——作者注）
因此，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推行強有力的“就業保障計劃”，出手要快，下手要重，不光對正規企業實施全面減免稅費、失業救濟等一攬子救助方案，更應該將非正式就業提上國家議事日程，全面鼓勵和支持城市鄉村的非正式就業，讓各種小規模、個體式的“地下經濟”蓬勃發展。城市無主地上的貧民窟或城中村、城鄉接合部農民自建用于出租的簡易房也應該允許存在。城市管理思路要全面轉型，以保就業、保民生為重任。一切行政強制手段都應該以少擾民甚至不擾民為底線，把創造、發展的權利和自由還給民間和民眾。
（作者系《中國保險報》評論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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