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湖北省外出打工人員中返鄉人數已經達到了70萬，雖然在1000余萬的打工總人數中占有較小比例，但也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人群，而且，并不排除返鄉人數繼續上升的趨勢。
返鄉潮的出現，不僅僅是全球金融危機的衍生物，它還會對整個農村的發展產生影響。
并且，返鄉潮也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經驗，方便我們從農民視角重新理解打工經濟進而解讀中國改革。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傳統的中國是一個“被土地束縛的中國”。一直以來，由于城市中缺少吸納大量勞動力的現代工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只能依附在土地上，謀取哪怕邊際效應遞減的農業生產剩余。新中國成立后，嚴格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進一步將農民限制在農村，甚至對一些進城人員冠以“盲流”的稱謂。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并非出于簡單偏見，在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國家發展戰略中，資本密集型企業對大量勞動力是天然排斥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量外資涌入，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東南沿海地區開始蓬勃發展，對于需要大量簡單勞動力的這類企業而言，中國的9億農民正是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的提供者。于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騰飛，一系列限制農民權利的法規（典型的如收容遣送制度）逐漸被廢除，而一系列鼓勵農民進城的政策開始在許多地方政府中頻繁地出臺。
農民終于可以“順利”進城了�！稗r民”僅僅成為了一種身份，因為他們中相當部分從事的是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問題是，農民的這種“工人”職業與真正的工人不同，他們往往要處在巨大的風險中。其一，農民工缺少相應的社會福利保障，且時有欠薪擔憂；其二，也是根本的問題，農民工大多工作于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制造業中。這類企業大都規模不大，并處在產業鏈條末端，產業利潤低，一旦世界經濟出現波動，卷入世界市場中的這類企業就極容易受到重創，減產和裁員成為自救的重要手段。于是，作為市場風險的間接受害者，相當多的農民工在喪失工作機會以后，為了避免成為城市中的“無業流浪人員”，也為了躲避城市中較高的生活成本，他們只好收拾行囊重返家鄉。
回鄉固然是出于種種的無奈，但家里的“一畝三分地”好歹能為自己提供一個退路。在這個意義上，農村中的小農家庭不僅僅是情感得以慰藉的源泉，而且是他們積蓄力量、暫時躲避市場風險和危機的安全港灣。在各級政府眼中，由于歷史的原因，對農民進城的放開成為了一種當下“政治正確”和不遺余力推進的事業，但應該與之并行不悖的是，為農民保留一個可以返回的家鄉。然而，當前一些地方政府一味地人為加速推進城鄉一體化，不僅不符合地方實際的城鎮化戰略，且正在摧毀農民得以返鄉的經濟基礎。一旦家中的土地以各種發展的名義被侵占，村莊也因為城市化的推進而消失時，那么在整個產業中處于弱勢的農民工在面臨企業所轉嫁的市場風險時，也將喪失最后的底線保障。
能夠讓農民自由地進城，又能讓農民隨時返鄉，這樣的城鄉互動體制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總體穩定的重要經驗。
�。ㄗ髡呦等A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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