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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中美國”的互動和交鋒

中美建交基于特定的地緣政治因素，但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成為關系正常化之后的主題，演變成今日雙方的經濟利益互相糾結，也成就了中國由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被美國視為威脅其獨大地位的一個重要理據。美國在持續享受中國的市場機會和廉價出口產品的福利之際，開始不斷在貿易方面對中國施加限制和約束。中美雙方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上很少有互相通融的余地，基本上各行其是，出現直接軍事沖突和大戰的概率也比較低，因此經貿方面既是雙邊關系至今保持相對穩定的基石，也是頻繁摩擦的根源，既互惠又對立，既沖突又可以協商甚至妥協。以往基本上是由中方去熟悉和接受美方提供的框架和規則，今后也有中國爭取修改和制定游戲規則的可能。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比較靈活，與國際接軌的欲望強烈，一向強調“出口創匯”和“出口導向”的方針，從最初的外匯饑渴到如今作為世界工廠向全球供應產品，兩頭在外和訂單生產，都是以增加出口為首要目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貿易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而出口目的地則是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市場。“中國制造”的泛濫既為中國帶來美元、就業和稅收在內的收入，也滋長為中美貿易糾紛的主要癥結。目前中國的強大實力大半來源于此，外部壓力的增大也由此而來。
　　出口大漲發生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前期“出口導向”方針下的艱苦努力在二十一世紀初獲得回報。美國當時同意并且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于多方面的考慮，也有失算之處。美國此前的表現主要是推托，致使中國未能及時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其后的入世申請和談判拖沓不已。美國一度以這個國際組織作為限制中國勢力的主要地方，中國既然不具備加入資格，就仍然被作為另類排斥在外，難以成為被認可的大國。
　　中國和俄國都被劃在這一圈子之外，享受不到互惠貿易的好處，被迫承受高關稅。特別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美國人的對立意識更加強烈，允許中國加入這一國際組織是同他們普遍的感受和心態相背的。但在另一方面，美國的跨國公司又渴望進入中國尚未充分開發的市場，得以在穩固的基礎上和穩定的商業環境中進行貿易和投資。在由他們引導和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中，擴大海外市場是最基本的要求，以前被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鎖住的潛在人口和市場在冷戰結束后得到開放，他們所面對的世界市場規模突然增加了一倍有余，包括中國，必須盡快占領和爭奪新的市場份額，抓住天賜良機，把自己的產品和品牌推銷給更多的海外消費者。跨國公司在全球化之下向外擴張的動力是如此巨大，甚至可以超越本國狹隘意識形態的局限和阻力。
　　因此，美國以前給予中國的年度最惠國待遇仍然要延續下去，作為雙方貿易的基礎。在政治掛帥的冷戰后初期，美國企圖以貿易條件為武器制裁和遏制中國，給予最惠國待遇要經過年審，由充滿敵意的國會加以通過，不確定性和突發偶然性很強，任何一年都可能因為個別原因而無法通過。海外民運組織就是堅決的反對者，希望美國政府放棄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從而在經濟上把中國壓垮，政府垮臺，有助于他們重返大陸掌權。某一年中的形勢特別惡劣，不少所謂的專家都認為此待遇無可避免地要被取消了，結果克林頓總統仍然予以通過，并宣布他以前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的做法無效。這主要是因為主張促進開放和貿易的國內勢力也在提出加強貿易和進入中國市場的強烈要求，美國政府無法置之不理。這種每年一次的游戲折騰令美國工商界十分煩惱，讓他們難以進行長期商業規劃和海外投資準備，觸底反彈的結果，形勢逆轉，造成以后不再進行年審的主流意見。而穩定持續的最惠國待遇又是一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前提條件，迫使美國政府必須考慮給予中國正常的貿易待遇這一非常實際、與道德或宗教無關的問題。為了避開敏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糾纏，克林頓總統推動國會通過了“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的法令，實際上使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得以合法地固定下來，不受某些臨時因素和政黨意識的干擾。
　　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有很大的誘惑力，九十年代的許多內部條例法規修改都是以向世貿組織規定靠攏為標準而推出的，在最后階段與美國談判時又由高層作出政治性決定，為達到簽訂協議的目的作出了讓步。美國此前因為猶豫已經放棄了一次達成協議的機會，現在也抓住時機最后結束中美入世談判，為中國正式成為成員掃清了障礙。在加入了聯合國之后，中國于二十一世紀初又加入一個主要國際組織，可以說從那時起就不再被排除在西方為主的國際社會之外了。一個長遠性的結果就是美國不能再輕易對中國采取針對非成員的歧視性措施，兩國關系之間增加了一個穩定器，除非發生正面戰爭，雙方的貿易往來仍會繼續進行，中國享受正常貿易待遇的權利從理論上講可以避免輕易受到侵犯甚至被剝奪。這與入世前美國每年審查最惠國待遇的危急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美國談判團隊在簽署協議后表現得非常高興，完成了他們的指定任務，從事后公布的清單中可以看出，美國方面提出的要求涉及眾多領域，細致而微，得到中國的承諾后可以進入許多行業，包括尚未開放的行業，所以美國政府當時認為已經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不然不會決定簽署。他們后來發現，不是當時在談判中施壓不夠或利益榨取不足，而是未能準確預測中國的發展速度，大為低估，以致感到有些后悔以往要價過低。
　　這不是美國談判代表們的過錯，沒有人可以預期中國在入世之后的瘋狂發展和強大出口能力，以及美國在雙邊貿易中迅速積累的巨額逆差，不少美國人此前還在跟隨“中國崩潰論”的旋律起舞，設想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外資沖擊下出現萎縮，因此當時簽署的文件確實反映了美國官方的預期，有效地達到了美國的既定目的。
　　對于這個后來意識到的錯估問題，美國人采用了三個應對方法。他們首先試圖在世貿組織之外解決，返回到雙邊關系的范疇，依靠自身實力對入世談判中忽略的部分與中國進行再談判，分開談不行，還要集中歸攏來談，具體做法就是設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構架，自2006年起，半年一次，以便及時提出美國關心的議題和臨時要求，以得到中方的積極回應和解決問題。回顧歷次中美對話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由美國人提出各項要求，由中方被動地以不同方式給以滿足，或者會后派出大型采購團到美國簽單，以額外增加美方的實際收入。對話中前后提出的議題包括向美國企業更多更廣地開放國內行業，特別是美國企業占優勢的金融和服務業，擴大進口美國產品，用人民幣升值抵消美國貿易逆差，更多地購買美國國債，等等。直到第四次對話，美國已然身陷次貸危機，才由中方主動一次，提出金融監管、美元貶值、市場經濟地位等自己關心的議題，略微扭轉以往的被動局面。第五次對話舉行時，小布什政權茍延殘喘，奧巴馬已經擊敗年邁的麥凱恩當選下一屆總統，對話變得毫無意義，財長保爾森也意興闌珊，即將離開白宮，就業前景未明。各國包括中國都在等待新的奧巴馬政權出臺新的政策，之后的會談被改為奧巴馬總統主持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這些雙邊關系中的角力，雖然不會影響世貿組織之下得到保證的最惠國待遇，但是給美國人提供了一個更加合適的場合，來推動自己的議程和通過單方面施壓獲得更多的收益，而在雙邊會談中也確實比多邊會談更加容易從中方代表處獲得讓步。
　　美國的第二個應對之策是充分利用當年在中美入世協議里邊加上的一個特別條款，確認中國在十五年內不得享受“市場經濟地位”。在這一設定前提之下，美國可以很方便地對中國實行區別對待，不同于其他世貿組織成員，按照自己的需要施加貿易壓力，有足夠的借口發起反傾銷、反補貼指控和活動。這在中國出口大漲、美國貿易逆差劇增時非常有效，而且容易獲得國內國際的認可，即使那些提倡自由貿易的美國人士，對此也難以反駁。
　　中國當時估計美國不會頻繁引用此項條款，未充分意識到美國依據這一條款采取限制行動的意愿如此之強，成為雙方貿易糾紛一個主要來源。
　　中國無法訴諸世貿組織將此條款取消或駁回，只有在隨后的時間內極力設法獲得其他國家認可中國的實際市場經濟地位，結果等于又在進行新一輪的入世談判，投入與單個國家的談判并提供優惠條件，以獲得那個國際組織的完整成員身份。但是直至今日，中國無法得到主要經濟體和貿易伙伴的認可，如美國、歐盟和日本，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西方國家之一是澳大利亞，承認的原因也不外乎中國是它的最大客戶和雙方正在進行自由貿易談判，不承認那個經濟地位身份雙方就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會談了。
　　奧巴馬上臺初期，為了表示改變和友好，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提出要考慮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約定建立工作組商談，似乎是一個好消息，代表西方大國對中國的進一步承認。但這一問題存在的起源就是美國歐洲對中國的預防限制措施，理應盡快廢除，而奧巴馬的承諾在他訪華之后成為一個空頭支票，遲遲未予兌現。奧巴馬的承諾本身很可能就是敷衍，因為按照雙方的約定，此限制只有十五年的期限，終止期在2016年，如果奧巴馬懷有誠意，或者美國政府懷有誠意，應該在到期的幾年前就作出改變，正式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再為此糾纏不休，這樣才有意義，適時送出人情面子和改善雙方貿易關系。如果在即將到期之前才宣布承認和改正，只會顯得缺乏誠意和故意拖延，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到時不管美國如何行動，中國都會自動合法地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無須美國示好，也不再受該條款的約束，從而在貿易糾紛中占據更加有利的地位。奧巴馬政權如果具有政治決斷性，就應該盡早宣布中國有資格得到市場經濟地位身份，而不是空談和推脫。但是美國顯然希望盡量利用這一優勢，不愿輕易放棄，而奧巴馬在上任以后遇到愈來愈多的麻煩和挑戰，也更加缺少行事果斷的條件，必然能拖就拖。考慮到中美關系實際上沒有根本性的變化，而美國限制中國的策略依舊，有可能確實要等到2016年期限的自然來臨了。
　　再一個應對之策是利用世貿組織的的現存程序和申訴仲裁機構，設立對中國貿易行為的調查，最終取得對自己有利的裁決。這一做法基本上是把中國置放在一個固定的框架當中，便于控制。這本來就是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初衷之一，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之內以便無可逃避地接受現行條文的約束。本來中國希望利用世貿規則保護自己的利益，得到平等待遇，在世貿圈內減少受歧視的機會，但結果反而是受到熟悉世貿規則的西方國家更多的投訴和限制，以致出現十分違反常理的事情，即在中國出口增多時頻繁受到美歐等國的傾銷指控和制裁措施，在中國限制某些出口，特別是重要原材料如焦炭、稀土等出口時，又受到他們在世貿組織的投訴和施壓，要求放開出口。
　　中國不僅動輒得咎，而且似乎兩種截然不同的行動都與某些世貿規則不符，有利于中國的世貿規則似乎并不存在。中國在某些事件中受到規則的惠及，避免受罰，也是因為其他相關國家的加入，例如在鋼鐵業，美國總統曾經簽署法令向所謂對美國傾銷鋼鐵的國家設立限額和正式征稅，但歐洲國家群起反對，譴責美國違反世貿原則，保護本國鋼鐵業，結果美國政府的法令未能生效，被世貿組織判為違例。中國不過是搭了別人的便車，并非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而最終勝訴。在不少領域內，美國政府隨時可以采用世貿的申訴仲裁機制將中國送上庭審，并援引有關規則條款為適當理據，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例如知識產權、出口沖擊本地市場，甚至中國由于美國對臺售武而宣布制裁美國軍火公司，美國人都考慮將中國告到世貿組織，估計是企圖援引不公平交易的有關條款。美國一向都有意識地和充分地利用世貿組織的舞臺和規則將中國框在壘中，在中國學會和決心將世貿規則和機制收為己用之前，美國還有可能享受幾十年只需進攻、不顧防守的好時光。奧巴馬上臺的首年內，美國就已多次單方面采取針對中國出口的制裁措施，借口是反傾銷反補貼。按說中國也可以利用世貿規則保護自己的利益，特別是普惠制和無歧視待遇的規定，但是因為市場經濟地位的短板和避免爭端的至上宗旨，極少將現成的世貿規則拿來己用，怯于打官司，有時還以被制裁案中涉及的出口數額不大、無法與中國總出口額相比這一可憐的理由試圖息事寧人。中國不僅無法利用世貿這一場合為己謀利，反而對貿易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都無地投訴，至今尚無真正成功的例子，短期內也不會成為世貿機構協調仲裁的勝訴者。
　　中方人士仍然缺乏必要的經驗去熟練掌握和有效加入世貿規則的制定，而世貿之外的雙邊談判則有相當長的歷史，中國似乎應該運用自如。關于雙邊談判，美國人經常檢討他們到底是吃虧還是占便宜了。改革之初，由于中國給人以強烈的神秘感，美國人傾向于相信中國人在談判中把他們耍了，計謀多端，是長期師從古傳“三十六計”的結果。一個早期美國官員和“中國通”白魯恂（Lucian Pye）甚至專門著書把他在中美政治會談中獲得的經驗介紹給希望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人，告誡他們如何識別和應對中國人的談判技巧和伎倆。這些對中國談判方式的神秘化和格式化已在之后的研究中被否定和辨偽，但是美國人在三十年來與中方的談判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考察中國對外特別是對美外交貿易談判的結果，不難看出中方能夠做到不過分讓步和不以實對虛，已經成就不小。歷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結果，基本上是美國在打官腔和講虛話，中國承擔主要責任和作出實際讓步，而且美國在事后很快就做出與會談共識截然相反的舉動，將談判成果完全棄之腦后，繼續侵蝕中國利益，中國還要重新以讓步或者對等報復的手段來化解對方的攻勢。
　　在奧巴馬主持下的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方起初認為美國出現了根本性轉變，因此相應地商談了眾多方面的議題，所涉事無巨細，似乎雙方不會再存在什么疑難含糊的問題。
　　豈知美國人并沒有把這些條文當做《圣經》般地加以考慮和遵守，而是自取所需，自行其是，以致中方要在奧巴馬訪華時再去反復商談，又發表了一篇事無巨細都包括的《聯合聲明》，以為從此應該無事了，中美關系的“最好時期”就要到來。但事隔不久美方就將其推翻或置之不理，表現出無意遵守的意愿。像《聯合聲明》中出現“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詞句，當時被認為是美國新總統對中國作出的重要承諾，應該是個重大突破，但這對美國人來說根本不值一提，奧巴馬返回美國后就派官員澄清，那個承諾并不包括臺灣，美國承認的實際上是臺灣的“主權”。對中國政府來說，這是美方政策上的嚴重倒退，比奧巴馬訪華會談之前的局面更差，美國人的底牌已經亮了出來，公開把臺灣劃在中國領土和主權之外。《聯合聲明》特別指出，“雙方均不支持任何勢力破壞這一原則的任何行動。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系穩定發展極端重要”。隨后的事態發展出乎中方意料，如同西方人常說的，那個承諾還沒有書寫承諾、簽字蓋章的那張紙值錢。中國認為非常關鍵和確實的承諾，對美國人來說只不過是個文字游戲，反而借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之機宣揚了自己的既定立場。
　　通常在豪華陣容的“戰略對話”和正式莊重的訪問行程之后的很短時間內，中國就會面臨美方與中國的全面對抗，之前詳細商討過的條文就當從未發生過一樣，似乎要放在以后美國認為方便的時候再去進行新一輪的磋商。2011年中美華盛頓峰會又推出一個《聯合聲明》很多詞句與之前的不少雙邊關系文件都很相似，譬如“市場經濟地位”，與美方此前早已作出的承諾幾乎無異。美國方面對自己應付的責任不僅基本上避重就輕，而且莊重承諾的可兌現性低，基于其過往的表現，很有可能棄之不顧，或者撤回，中方并沒有實質性的制約力，只能姑妄聽之。中國人所期待的第四個《聯合公報》，并未出現，三十年前設定的格局和條條框框也未出現突破。互相尊重本是任何合作伙伴關系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恰恰由于美方行為導致雙方缺乏最低限度的互信，才將此特意加在《聯合聲明》中，以文字性表述代替實質行動，美方對此大可不必理會，繼續自行其是。歷次雙邊談判的經過證明，美國政府和奧巴馬的可信度已經大為降低，又善于利用和操作談判，并且倚仗在國際輿論導向上的強勢，全力宣揚自己一方的解讀。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意外地出現外貿大躍進，井噴式增長，出口創匯急劇增加，并使美國陷入長期的逆差狀態。中國的國力似乎也在明顯上升，國內生產總值接近世界第二位。中國表面上的成功和壯大，實際上嚴重依賴出口，而加工貿易又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過去幾年如果沒有加工貿易帶來的順差，中國的整體貿易所得實際上處于逆差。加工貿易對中國經濟具有明顯的兩面效應。出口額的激增和出口產品的廉價都與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有關。它一方面吸引外來投資，使港臺企業都可以把業務轉到大陸來放量生產，廠房面積和雇用工人成十倍數地增長，又在國內為美國歐洲國家企業大量貼牌生產，結果原本位于其他生產國家的產能都大量轉到大陸。中國出口企業獲得加工費，政府獲得就業和稅收，而加工貿易中的外方則獲得將廉價產品大量銷往海外市場的巨大機會，壟斷性掌握市場渠道的海外客商收取加工貿易的絕大部分利潤。加工費用保持低平，因為加工企業只需要按照圖紙、標準和設計生產，無關核心技術和海外市場份額，擁有的只有規模，而缺少技術含量和創新能力。中國的大部分出口是滿足海外客戶的訂單，而另一部分則由外資公司直接在華設廠出口，所以美國的沃爾瑪是美國最大進口商，利用中國加工貿易的產品在自己擁有的美國商場內大量推銷。這部分產能和出口都在外資公司的控制之下，是他們海外投資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被算作中國的出口，而且數額巨大，因此中國的整體出口都要承受傾銷之名和隨之而來的制裁。
　　中國政府采用了出口退稅的政策以鼓勵和促進出口，特別是加工貿易，結果給美國歐洲政府以借口，實施反補貼的各項措施。實際上出口退稅正在逐漸喪失效力，其中的一部分被迫讓利于尋找低價產品的美國歐洲進口商，等于中國政府補貼他們的貿易活動，而且在金融危機情況下無論退稅力度多大，也刺激不了海外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加工貿易出口規模巨大，利潤比例低，又加上面臨美歐在世貿下許可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極易受到出口國經濟波動的影響，遭受直接損失。它同時直接影響國內工人的福利，因為出口廠商面對的是國外市場，都特別注意海外客戶的要求和消費者的反應，而無視國內生產者的福利待遇，只有保持低價才能拿到訂單，在進口商的壓力下要盡可能地減少在設備和工資上的開支，因此沿海地區一般工人的工資十幾年都沒有顯著的上升。而在面對國內市場和消費時，企業通常為了增加產品的銷售，有必要保持消費者的購買力，按比例地提高工資和福利，使一般工人也成為他們產品的消費者。加工貿易把生產和消費隔絕開來，以國內生產低成本換取向海外市場出口，目的完全不同，由此缺少給工人增加工資的動力，并可能對惡劣福利待遇視而不見。
　　這也是加工貿易企業對2008年開始實施的《勞動法》內容不滿意，認為該法限制了他們的投資意愿，增加成本費用，在金融危機之下更加無法競爭，造成停產和倒閉。這些企業對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施加壓力，或以出口下滑、工人失業相威脅，或以轉移生產基地到其他國家相威脅，要求政府扶助，或者減稅，或者提高出口退稅率。這一利益集團的整體實力和規模影響了政策導向，因為出口收益快，外匯增加明顯，即便政府和人們意識到加工貿易的不少害處，也不容易放棄或進行基本的調整，因此“出口導向”的方針幾十年間并未改變，蕭規曹隨，現在的國家機構如商務部等也無力扭轉。
　　在“世界工廠”的名聲之下，中國還要承擔環境污染、能源消耗的責任和代價，不僅在鐵礦石談判上長期受制于人，而且在多種能源和大宗原材料進口上遭到挾制，如石油和銅，價格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操控，即使價格飛漲也要咬牙進口，近來更加受到美國歐洲在氣候變化上挑起事端的影響。持續增長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的排放國家，竟然超過了極度浪費資源的美國，由加工貿易而來的產能轉移是造成這一怪異現象的主要原因。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不愿出頭也無法退縮，按照數據計算的結果把中國拉進了必須為之負責的國家之中。由于全球化和加工貿易，大排放的產業和生產已經都轉移到中國和其他發展國家，美國歐洲主要從事高端的科技和服務業，充分享受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資源、人力和產品，因此受到的減排壓力比較小。美國要求中國共同承擔減排責任，強力限制排放和征收相應稅項，希望達到放緩和遏止中國經濟增長勢頭的結果，加大增長成本和發展轉型的難度，實際上是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
　　歐洲國家更加急不可待地利用他們的技術優勢開始著手征收碳關稅，自行確定數額和征收辦法，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甚至中國飛往歐洲國家的航班都要被強行征收碳關稅。中國航空公司仍然反應欠缺，或是等人上門收稅，增加運營成本，或是在自己一方盡量減排減成本，就是沒有考慮到歐洲國家征稅的非法性，而且同時本國也可以制定歐洲航空公司來華航班的征收規定，以作為反制。美國歐洲政府之所以對排放和二氧化碳感興趣，就是因為他們驟然發現了一個新的收入來源，可能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歐洲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如同以往依靠知識產權的壟斷盈利一樣。即使真正為了達到減排的目的，減耗和減碳的技術設備也應該無償提供給中國，不能額外增加中國減排的負擔，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生產產品已經承擔了對世界的責任，再為減排增加費用等于再次承擔發達國家人們應付的責任。
　　如果要計算中國的排放量和應該交付的碳關稅，那么也應該減去向各國出口產品的部分，因為是由西方國家的消費者消耗掉生產那些產品的資源，應該由他們付出相應的代價，將其計算到他們的消耗和排放總額中。問題是中方是否有決斷和準確計算的基礎提出這種平衡方式，以抵消西方國家的征稅或迫使他們作為交換而放棄任意征收的無理做法。按照中國航空公司面對歐洲國家征收碳關稅時的表現判斷，中國的反應和反制大概會是相當溫和及勉強的。
　　中國因為巨大的貿易順差而不斷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人民幣升值成為一個長期揮之不去的難題。美國將兩者綁在一起，經常通過國會或者總統采取行動，迫使人民幣升值，甚至不加區別地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高關稅。美國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認為升值就可以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但實際上兩者的移動并不同步。人民幣的最大升值是在2005年的外匯改革，而最大的貶值是1994年的改革，貶值并沒有大量增加對美貿易順差。直到中國入世的2001年，每年的貿易順差也沒有顯著的增長，而2005年之后人民幣曾經升值超過20%，貿易逆差反而大幅度增長，直到2009年，發生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消費欲望減弱，陷入衰退，順差在2009和2010年大幅減少。美國要求人民幣繼續顯著升值，表面理由是為了減少對華貿易逆差，但是兩者之間的變化曲線和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相背，真正的原因還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將主要生產產能轉移到中國，不再生產卻通過進口享受廉價產品。
　　中國獲得大量以美元計的貿易順差，通過強制結匯而變為國家的外匯儲備，大幅增加至2010年的兩萬八千億美元，從七十年代的外匯短缺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由此產生嚴重的外匯使用問題。考慮衡量的結果是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財政部債券），歷年購買，逐年增加，現保持在八九千億美元之間，多于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中的總花費。外匯儲備是國家擁有的財富形式之一，如此巨大的儲備被當做中國國力在財力上的體現，常受到別人覬覦，要求分享提供，或救濟援助，或補償貿易損失，招來無盡的煩惱。實際上中國政府手中已經沒有太多可以馬上使用的美元外匯儲備，兩萬多億只是個宏觀數字，已經購買美國國債的接近萬億，購買美國兩間國有房貸公司債券四五千億，又投資在相當數量的美國公司債券股票上，光在美國人手中的儲備金額就超過一萬五千億，中國為了防范突發金融事件、作為國內國際風險保險必須保留的要幾千億，大概政府真正能夠動用的也只有四五千億美元，雖然仍然是個相當巨大的數字，但已不到外匯儲備總數的四分之一。如果今后用于強軍、資源、科技、基建等發展必需的投資費用大增，很有可能不敷所用。
　　按照中國《外匯管理條例》的規定，外匯的使用原則是安全、流動和增值，目前看來這幾個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據專家所稱，沒有比美元更好的投資渠道，因此購買美國國債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但恰恰是這個唯一選擇違背了以上國家法令中制定的各項基本原則。美元的安全令人擔憂，美元貶值造成中國財富賬面上的虧損，除非認定美元以后仍然保持其唯一國際交換和儲備貨幣的地位，才會寄望于美元的回升，而幾十年的經驗證明美元的總趨勢必然是價值下跌的，并不是絕對、唯一和安全的選擇。美國國債息率低，回報率和增值幅度低，連美國的經濟學家都質疑，跨國公司到中國投資的回報率保守計算都超過百分之十，中國卻將大量資金投入美國債券去獲取百分之三至四的回報率，非常怪異和難以理解。而且從美國國債得到的利息收入仍然是美元，按照以往的慣例又會再投入購買美國國債上。至于流動性，則是最令中國受限制的方面，理論上講在美國國債市場上允許拋售，但對中國來說幾乎是無法流動的，連謹小慎微地賣掉一部分都可能招來美國人的質疑。中國所做的交易歷來都以增持為主，為了平衡對美貿易順差，作為補償，在美國壓力下購買，而為了彌補美國金融損失和財政漏洞也承諾購買。即使是如此龐大的數量，仍然不思止步，很少出售，一是自認為無處可放，二是美國人不允許，將中國拋售美國國債視為敵對性的擾亂美國市場的行為。雖然前美國財長保爾森故作大方地說過，不怕中國拋售美國國債，因為中國擁有的國債只占總交易量的很小部分，但是美國政府仍然施加各種壓力阻止中國拋售，鼓勵更多地購買，特別是在金融危機時期，公開地或暗地的威脅十分頻繁，而各種輿論也是要中國相信增持美債的好處和可靠性。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幾乎沒有可能采取大幅拋售美國國債的行動，談不上基本的流動性，極少次數極少量的出售是在美國經濟形勢不太惡劣、有望復蘇的時候進行的，仍然受到美國政府的監視和質疑，害怕被美國人加上落井下石的罪名。因此原先規定的流動性原則已經遭到制約和違背，所購買的國債基本上被綁在美國財政計劃里邊作為美國的收入來源，難以脫身。中國的三個外匯使用原則里邊，沒有一個處于理想狀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受限制地投入太多，無法收回，以及不愿尋找其他使用美元外匯的途徑。
　　維持這一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選擇，初衷可能是防范美國金融資本的沖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向強調出口創匯，又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香港經濟遭受跨國投機資本海嘯般的沖擊，幾乎崩潰，令人印象深刻。當時對付美國對沖基金拋售港元，似乎只有以拋售美元儲備來對付，而不少國家就是因為美元儲備不足，最后耗盡彈藥，只好讓本國貨幣自由浮動，實際就是貶值，進而打擊本土實體經濟。
　　中國也不例外，在香港遭受沖擊時手中只有不到一千五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令人擔憂后勁不足。不可預測的美國基金沖擊貨幣和匯率，東亞各國如驚弓之鳥，危機之后都盡力提高美元儲備額。中國的外匯儲備在2000年后有了較大增加，不失為一種掌控手段，但是在遇到賣空時以外拋美元外匯去平衡，仍然處于變動地位；而如果有了大量美國國債在手，若再次出現由美國基金主導的金融沖擊行動，可以采用拋售美國債券的行動應對，事先給美國以警告，造成美國本地市場上的上下浮動，至少迫使美國資本有所顧忌，縮減其沖擊力度，甚至避開沖擊香港和中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如果繼續任意沖擊中國金融市場，就可能真正受到拋售美國國債的回擊，兩敗俱傷。
　　在這一風險預防思維的部分影響之下，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逐步增加，在2000年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日本成為最大持有者。
　　這種構想和預防手段并非不對，但是后來事態發展超出預期太多，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額一發不可收手，積累起來的巨量財富被綁在美國的財政部債券和兩房貸款機構上，無法脫身，使威脅他人的武器反過來成為自己身上的枷鎖，無時無刻不在承受美元貶值的風險，潛在的財富損失將會十分驚人，即使是中國這樣一個規模巨大的經濟也承受不起。
　　美國人對中國的這一外匯安全憂慮頗不以為意，做出一副強勢姿態，因為他們不愿意讓自己的主要債權人產生任何退縮之意，以免嚇退其他有意投資美國的國家。美國的方式包括勸誘和威嚇，前者主要是使中方相信美國國債依然可靠和最為安全的，即使在美元貶值和美國經濟陷入危機的時候也繼續是中國外匯使用唯一不二的選擇。美國新財長蓋特納上任后首次到中國訪問，受邀到北京大學發表講話，被問到中國在美國的投資，特別是巨量購買的美國國債是否有安全保障，蓋特納連想都不想就回答完全安全，完全有保障。他的這個倉促表態引來現場爆發的一片笑聲。蓋特納臉上那情急、茫然而又尷尬的笑容被永遠定格在歷史的回憶中，他的這一倉促表態明顯缺乏必要的誠意，沒有贏得在場聽眾的認同。美國彼時已經深陷金融危機，自顧不暇，急于誘導外國投資者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以支撐奧巴馬政權拋出的巨額拯救計劃，否則難以制止危機的深化。而短期內推出巨量的國債自然令人懷疑其償還能力，考慮到美國陷入兩場海外戰爭、手中日增的國債和持久不衰的財政赤字，美國的信譽保證可信度應該是很低的，也非常空泛，完全是在吃以前信譽尚佳時期的老本。
　　中國外匯投資的安全確實成為一個大可置疑的問題，而美國人基本上是以蓋特納式的口頭表態來應對中方的疑問。
　　而美國的另外一手也暫時有效，既硬賭中國不敢主動采取拋售美國國債的激烈措施，一損雙損，對中國沒有好處。美國曾經多次公開表示并不懼怕拋售，如前財長保爾森“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份額不大”的說法，然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又挑戰似的要求中國馬上拋售，背后隱含著對中國自身困境的充分了解。其他中美沖突焦點的背后，都有逼迫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國債這一最基本的動機，比如對臺售武，作為交換條件，如果中國增加持有國債，就可以推遲售武時間。中國在2008年確實大幅增持約3000億美元，美國威逼勸誘的心理戰獲得巨大成功。美國在國債問題上膽氣比較壯的原因為數不少，拋售如同使用一種武器，彈藥發射完之后就無法再次射擊，反而令對方放心。拋售國債引來美國信用的崩潰，美元貶值，中國尚未來得及出售的國債將無人接手，加速貶值，中國本身也要承受巨大損失。而且如果中國真正將那些國債完全拋出，即表明中國已經作出重大戰略決定，基本上就等于中美兩國之間的正常關系已經斷絕，而不是簡單的金融活動和雙方糾紛中的一個回合那么簡單。在那一刻真正到來之前，中國必然要繼續持有而不是拋售。美國由此吃準在本世紀中葉之前，中國出于保持自身經濟增長的原因也不會與美國公開決裂，避免倉促之間遇到當年與蘇聯決裂的重大歷史關頭。因此美國可以繼續享受中國手中持有的國債，不擔心還債的問題，即使國債到期也將繼續延期到下一期限。
　　中國目前和將來也只能見機行事。之前曾經有過小量減持的試探性行動，在美國的壓力下沒有大手出擊的合適時機。今后的主要方針首先是停止繼續購買，不能再增加自己不該承擔的負擔，事實證明即使一度示好般地大幅增持，也未換來美國的善意回應，把柄仍然拿在美國人手中。再下一步就是逐步地但是持續地減少持有美國國債，在美國經濟趨好的時候主動實行減磅，由日本、英國或阿拉伯國家接手，既不會引起市場的大幅波動，也不會招來美國的敵意，目標是恢復到本世紀初的一兩千億的水平。日本實際上已經開始增持，從2008年初的六千多億增加到2009年底的七千五百多億美元，同中國的持有量十分接近。
　　中國有意相讓，暗中拋出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達三百多億美元，促成了日本持有量的增加。而阿拉伯國家也是美國國債的大買主，實際上是為他們巨額石油收入的安全向美國交付一定比例的保險金。在中國修改出口創匯方針的前提下，賣出美國國債應該不再是外匯使用中一個不可冒犯的禁區，通過這一操控手段切實遵守安全、流動和增值的既定原則，也避免重復過去將巨額資金專為他國盡情利用，而自己卻喪失發言權和催債權利的悲慘狀況。
　　美國已經破產。希臘面臨破產危機時欠下三千多億美元的債務，財政赤字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三，一度引起歐盟區內的普遍恐慌。美國的情況類似，政府發行的國債約為十四萬億美元左右，接近國會最新提高的債務額上限，而奧巴馬規劃的預算赤字是一點六萬億美元，以后會達到兩萬億左右，也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美國的評級公司習慣于評估和降低其他國家的主權評級，卻不會以同樣理由迅速降低美國的評級，因此表面上美國還保持了一個良好的形象和借貸信用，甚至有空閑時間和理由指責其他國家經濟運作糟糕。除了國債，美國按目前數字和價格計算，還有五十多萬億的財政缺口在今后幾十年內需要補上，未來負債必然更加驚人。美國唯一的優勢就是美元作為本國貨幣，可以無限量地印刷，推給其他國家，但這一自利行為的最終后果等同于自我貶值，把第一儲備貨幣的地位讓給與其競爭的其他幣種。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包含大量的海外資產，特別是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及其收益，包括在中國投資的大項目，即使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仍然為美國公司掙回巨額利潤。盡管如此，美國國內消費所占比例過大，服務業份額居多，實業生產減少，而且美國的軍事開支和各項社保開支過于龐大，根本沒有辦法削減，美國總體上仍然逃不脫依賴發債度日的境地。對付幾乎無望的欠債問題，美國政府的慣常應付辦法是盡量把今日的債務推延到永久的將來，希望在緩沖時間內能夠找到一個或多個奇跡般的新經濟增長點，發明無盡的財富來源或征收手段，以支付所有這些沉重的赤字和債務。當然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找到愿意寫無限期支票供美國人享用浪費的債權人，以致不必去費心考慮償還的問題。在情況極為不妙的時候甚至可以采取各種方式從根本上賴掉債務，如讓美元大幅貶值，或者通過戰爭和政府公告強行宣布以往所有債務一筆勾銷。這些都是美國可以單方面采取的行動，完全不在中方的掌握之中，也無須考慮中國這個債權人的利益和強烈反對意見。世界上還極少有像美國這樣輕視、欺辱自己最大債權人的情況，違反常理，只有按照黑社會的倫理也許才講得通。
　　無論美國政府今后如何應付日益沉重的財赤，美國都不再是世人眼中那個擁有巨額實在財富的國家，而是一個依賴巨量外來資金才能支撐、甚至政府才能運轉的國家，相當于中國內戰結束前庫藏空虛的國民黨政權的治下。美國主權信用的崩潰也并非一個可以絕對排除的前景，美國政府不可能無限制、無限期地為經濟泡沫提供人為的保險或反復背書刺激經濟計劃。
　　在冰島和希臘等地，政府最終可能無力支持本地的銀行和貨幣，失去支付能力，只能宣告破產，或在國債發行無人承接的情況下直接要求其他政府及國際組織的救助。由于長久積累的赤字和收入減少，美國政府也無法逃避類似的問題和風險，急需發現新增長點，或者對經濟運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作出重大調整，而那又意味著數個世紀以來令其無上自豪的美國方式遭受挫折、政治上的失敗和黨派惡斗，即使像奧巴馬這樣以“變化”為慣常口號的政治家也不愿意真正面對這一艱難得無法形容的使命。
　　從長遠來看，中國在眾多領域和各種市場上造成與美國競爭的局面，對美國來說其實并非壞事，已經開始成為促進美國“改變”或轉轍的一個重要外在因素。奧巴馬用來爭取國內民眾支持的借口，不止一次地放在中國的高速鐵路和競爭力上。又比如，在中國消耗更多的石油和占用世界能源出口時，美國可以轉而盡力開發本國國內的資源，促使其重新成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基于國內生產和資源的強國。美國國內的某些勢力開始抵制多種節能努力和對氣候變暖要承擔的全球責任，但卻支持盡可能地開發國內現有資源和儲藏，因此奧巴馬政權會比較容易地在這方面獲得政治支持。同時這也是美國從無節制地消耗能源轉型為一個新型節能國家的機會。此前美國的優勢主要在于消耗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源用于制造和消費，前提是對美元這一國際通用貨幣仍然存在著強勁的需求，由此得以盡可能地印刷美元來支付消費和進口。當美國信用危機逐漸成為事實時，美元需求曾經享有的吸引力大為減弱，美國必須為消耗其他地方的資源付出更高的代價，從而令在國內被迫節能成為一種不錯的選擇。美國如果擺正心態，應該能夠正面看待中國競爭和進逼的局面，作為受益者所獲匪淺。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中國面對美國的態度和對策確實都需要發生重大改變，有求有需，有來有往，但絕對不應再把美國視為無可懷疑的榜樣和自己為之無可奈何的對手，也沒有理由將美國神化、深受美國“例外論”的影響，以致固執地把自己的發展和增長持續性全面地寄托在美國經濟之上。經過中美各個方面的多輪糾纏和交手回合，中國早已完成了從饑渴的引資者到美國主要債權人的身份轉化，在這一堅實的基礎上，中國對美國的基本認識也應該更加明確。美國對雙邊關系的考慮必然從其根本利益出發，在資源、市場和盟友等方面，都不會改變這個大前提。美國必然要采取行動堅守勢力范圍以及爭取盡早抵消中國發展勢頭，一向存在的各種爭端，諸如臺灣、西藏、伊朗、人權甚至網絡監管，都只是美國在應付新挑戰時的自然表現，在與對手的比拼當中不愿放棄的幾張牌，固執行事，還帶有某種尚未退出首強席位時的優越感。中國積極全面地加入資源、市場和資金等的瓜分，確立自己理應享有的地位，美國的利益范圍則有可能被迫退縮，客觀上促使雙方的利益地位趨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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