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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核心與“新歐洲”的分離

決定歐盟表現的根本因素是實力。歐洲一體化的宏大戰略早有征兆，其實應該起源于二次大戰結束后的局面，雖然德國被打敗了，但是美蘇在歐洲土地上爭霸打斗的局面令歐洲人心寒凜懼，他們還是愿意歐洲恢復本身實力，繼續之前由法國或德國稱霸歐洲大陸的傳統。納粹德國被強力摧毀并不一定就證明歐洲強盛的終結，反而使歐洲主要國家清醒地認識到國家之間結盟的極端必要性，即使希特勒式的武力征服和整合遭到失敗，歐洲各大國也必須合作和構成某種聯合體，才能在后殖民地時代中與世界性的大國并肩而立。當時外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內有美國主導召集的北約組織的框架，限制了歐洲國家自主行動的余地和獨立性。歐洲主要國家等了幾十年，才等到這兩大因素一個消失、一個減弱以致目標模糊，開始出現誕生某種歐洲本土組織的可能。由經濟措施開始，到歐洲共同市場，歐共體，再到歐盟，歐洲議會，特別是歐元，以德國法國為核心的歐洲國家集團終于成型，最近又產生了總統和外交大臣的職位，基本上可以對外宣稱為一個相當有實力的政治統一體，不再會因為單個國家的有限規模而處于低于其他世界性大國的位置。從這一過程來看，歐洲似乎又回到了公元800年左右的查理曼大帝時的一統時代，實現了歐洲人的長久夢想。
　　這樣一個國家集團具有多大程度的可靠度和內部聚合力，乃是決定歐盟今后發展成功和地位穩固的關鍵。現在的歐盟基本上是將眾多分裂的歐洲小國聯結在一起，或者說是捆綁在一起，最初是西歐國家的結盟，是為真正的歐盟主體，發達國家的組合，基本利益一致，內部聚合力強。西歐本來可以作為“小歐洲”自成一體，但地域仍然過于狹小，缺少中歐和俄國西部更為廣大的腹地，在資源和人力方面將不大可能與美國相比。因此歐洲核心國家的領導人一直致力于建立包括中歐和南歐的“大歐洲”。后來由于蘇聯集團的解體，被釋放出來的不少中小國家一齊向西看，除了欣賞民主社會之外更多地是向往西歐國家的富裕程度和預計可能得到的大量救援，因此努力申請和滿足歐盟的要求，最后被吸收進這一泛大陸性的組織。歐洲人現在可以夸口說他們會聚了二十七個歐洲國家，非常有代表性，地域和人口都大幅擴大，成為在總量上媲美美國的一個龐大經濟實體。
　　歐盟的擴大自然帶來內部分化的結果。西方學術人士一向強調中國式帝國的執政效率問題，注意研究各代朝廷是如何未能將政令和管制順利地推行到各個地方。而在歐盟這種仍然松散的聯盟格式下，結構性問題當然同樣十分嚴重，貌似先進的社會制度也不能避免規模擴大隨之帶來的弊病。
　　這一非征服性的擴張過程中充滿贖買和妥協，形式上的統一難以掩蓋無數潛在的危險。在政治層面上，歐盟擴招之后，新成員國邁過小國寡民的階段，就遇到必須適應的集體領導和權力集中的壓力。歐盟松散度相當于一個中型聯合國，協調糾紛和矛盾的難度也更高，充斥多種語言和民族，族群意識強烈，目的和取向各不同，再加上復雜的投票方式，經常會出現意見分歧，導致無法達成共識和采取行動，基本運作效率也會降低。布魯塞爾的中心機構早已被批評為典型的官僚部門，辦事拖拉，加上歐洲議會的存在，投票和協商的時間大為增加，議事過程緩慢和拖延，凡是用于批評聯合國效率低的理由都可以用在歐盟機構的運作上。盡管歐洲國家領袖依然熱衷于加大本集團的規模，但是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在國家之上多出多層復雜散慢的架構，浪費資源，得不償失，失去了一些歐洲小國政府原先具有的優勢，包括效率和服務質量。
　　雖然歐盟總體的行動基本上以德、法、英這些核心國家為準，但難免會有來自其他成員國的異議和拖延，集團內部仍然需要反復的協調，期望最終拿出歐盟一致的對策。在這種情況之下，歐洲核心國家自然傾向于在遇到重大問題時自己著手協商解決，由他們決定基本方針和采取相關行動，不以歐盟的名義，而是依據自己的利益取向和自身國力，比如，海外派兵、救助或是在聯合國投票等。歐盟如果整體通過某個決議，他們就加以執行，如未能在眾多成員國之間達成共識，就按照自己的主張行事，表現了較明顯的自主性。2009年末，歐洲集團達成協議，設立歐盟總統和外長的職位并任命人選，在形式上更進了一步，準備以一個聲音對外，消除成員國之間的某些疑惑和混亂。但是這些歐盟高層人士能夠進入角色、實際負責的前提條件，依然是來自核心國家的意見和支持，并不具備自行執政和應對國際形勢的權力。他們具有對外的象征意義，接受歐盟內部的指導，尤其是核心國家的指導，表達歐盟一致的意見。例如，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就傾向于認為歐盟一致的表態更有可能影響中國的意愿和行動，雖然歐洲核心國家都有自己的對華政策宗旨，但至少在表面上至少不會違背歐盟中央機構的意志。在這些高層人選的產生過程中，歐盟內部的分歧已經浮現，國際知名人士布萊爾因為得不到德國法國的支持而失去被任命為總統的機會，結果由一個小國政客出任此職——比利時首相范隆佩，而出任歐盟外長的卻是個英國官員，這很明顯是大國之間進行交易的結果，是對布萊爾未能出任歐盟首腦的補償。由此可以看出，在大國決定方向和集體投票機制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歐盟既不是一個真實的帝國，又非美國式的緊密聯邦，比印度的體制還要松散，各國之間和與聯盟之間的利益糾紛如果得不到抑制和疏解，必然會延續和放大內部沖突和醞釀分離傾向。
　　目前歐盟成員國可觀的總數實際上掩蓋了大框架之下的許多分化問題。不少歐洲國家規模不大，經濟狀況不佳，對歐盟整體的貢獻實在有限，他們加入后必然要求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和投資，反而成為歐洲核心國家的包袱。發達和次發達的國家之間發生矛盾和爭執，新老成員國的發展程度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各有所需，不易達成共識。歐洲憲法規定了民主程序，必須意見一致才能采取行動，一些國家會不同意其他國家的主張，即使個別小國也能夠阻止由核心國帶頭采取的行動，從而造成拖延和令管治無效。對歐盟核心國家來說，他們提供援助的補償方式自然是允許他們的企業進入這些新成員國的市場，利用那里的資源和人力，比如，菲亞特在波蘭生產轎車，從而擴大本國跨國公司的規模和實力。但是這些投資都牽涉重大責任和風險，各國投資環境大不相同，投資方和受惠國之間必然產生各種矛盾。即使項目生產順利進行，對當地企業和工人來說仍然是讓外國公司占領本地的工業和市場，擠垮當地企業，或成為外國公司的加工廠，地位待遇和心理上都不平衡，逐漸地會演變成雙方關系層面的問題。
　　歐盟各成員國內也存在不少反對加入歐盟或反對歐盟法規的政黨和活動，并非整體一致同意，輿論和風向常變。當一個國家通過公投加入歐盟時，有時只是贊同者略微超過反對者而已，也算公投成功，而實際情況是懷疑和反對的人都不在少數，反對派在遇到與歐盟相關的問題時就會跳出來，反對某些規定或立場，例如，因為其他成員國的原因而要普遍加稅，或是在農業工業生產方面得到的補貼不公平。英國國內的非歐盟勢力很強，但是工黨政府一向傾向于向歐盟靠攏，結果也相應地被反對黨和其它國內勢力指責為出賣英國人民的利益，以討好在布魯塞爾辦公的歐盟官僚們。農業補貼是法國的一個重要政策，也被設他為歐盟的政策，結果使英國和一些國家的農民因為享受的補貼較少而處于不利的競爭之中。歐盟內部設立的規則影響到眾多成員國家，一直處在利益協調的狀態中，要處理這些國家之間的糾紛，畢竟不象在一個單一國家之內那樣容易，個別國家利益需求甚多，眾口難調。
　　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這片狹小的領域內的各個國家和政權反復爭奪，攪和成一體，存在難解的宿怨和難以遏制的民族感情，在地理和語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近代民族國家更是加強了這些固有概念和傾向。歐盟內部仍然支離破碎，地方特性強而復雜，各地方人民的不同風格、思維、習慣大相庭徑，超出一般中國人的想象。即使是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德國，各個州之間的區別依然甚大，保持著獨特的習俗和對其他地方之人的特定看法。
　　二戰德國名將隆美爾元帥被其他老將看低，一個原因是他并非貴族出身，姓名中沒有貴族家姓所帶的VON，還有就是他來自斯瓦本，即西南部的巴伐利亞，而不是來自構成德國、德軍和參謀本部核心的普魯士。如果不是由于希特勒的特別賞識和后來戰功卓著，或許連將軍都當不上。雖然在二戰中這些老軍官團的傳統已開始被打破，但地域區別和隔離仍然很頑固，流傳至今。推論至其他歐洲國家之間的區別和矛盾，歷史遺留問題則是更加沉淀深厚和復雜。
　　與中國大一統政體下的地域之別和省界調整截然不同，歐洲國家的創建和融合是通過戰爭外交政治等種種手段來進行的，以往領土和民族范圍的觀念根深蒂固，即使是目前歐盟一體化的強大動力和西方基本價值觀的一致性也無法完全加以掩蓋。法國與德國的世仇已經眾所周知，《最后一課》宣揚了十分強烈的民族情節，而法國、德國各自毫不留情地對待被打敗的對方，也帶來之后的無數麻煩。人們熟知的一些德國地名，如“普魯士”，歷史久遠和曾經輝煌，直到四十年代還是德國的核心地區和國家支柱，但現在只是個德國的歷史名詞了，世事急劇變遷之后，東普魯士、東勃蘭登堡和西里西亞今日已經不在德國國土之內，早已被劃歸為波蘭國土的一部分。波蘭在歷史上與德意志的領土之爭是長期而糾纏不休的，雙方各有說詞，但德意志帝國是在普魯士的基礎上建立和統一起來的，“普魯士”這一特定的德國名詞被與波蘭聯系在一起，總是讓人感到有些別扭。這一劃撥現象是二次大戰結束后對德國的處罰方式之一，如同一次大戰后將阿爾薩斯劃入法國，目的不外乎削弱未來德國的領土和實力。在德國實際上已經被分為兩個國家的情況下，這種領土瓜分當然被視為次要問題，但今天看來，這一遺留下來的民族和領土問題導致連德國和波蘭歷史都要多費口舌加以解釋了，可能仍然無法消逝某種特有情感和遺憾。類似這些產生于民族交往中的種種糾紛，即使被共同利益所掩蓋，也不免隱藏和潛伏下來，等待發生激烈碰撞的機會。由于第二批的眾多國家已經被拉入歐盟，急速擴張后必然需要整理內部關系和推行共同理念，在推進一體化的同時，地方和民族之間的異同仍然是客觀存在的，成為歐盟這一龐大結構內的隱憂,歐洲人只有期望經歷長久時間去加以磨平。
　　持久穩固的歐盟能否成為一個現實，關鍵在于三大核心國家的意向、決心和行動。英國、法國和德國是關鍵國家，又是世界經濟前十位內的大國，因此他們的能量加起來就決定了歐盟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三個國家的動向和特點過去一向影響歐洲事態，現在和將來也決定著歐盟的走向，值得特別注意。
　　雖然英語是世界語言，但是在歐洲，德國才是老大，已經不再禮讓英國。從長期趨勢看，德國正在走它的老路，即德意志帝國統一時就已確立的方向，將歐洲大陸作為自己最主要的勢力范圍，引導或強迫其他歐洲國家依照自己擬定的計劃和方向行動。
　　在二十一世紀，統一后的德國已經完成內部痛苦的整合，再次獲得良好機會，充分展示了它的優勢和領袖氣質，必然在今后依托歐盟這一形式成為影響世界的頭等強國。
　　德國的雄厚國力和深厚基礎，包括人文精神，都是其他歐洲國家不可以輕易相比的，是難以超越的。八千萬左右的人口規模使德國對成為歐洲大國充滿自信，超出了另外兩個核心國家，如果加上說德語的地區，如奧地利、比利時，直接影響范圍更加擴大。唯一的不足就是即使兩德統一，領土面積仍然有限，東邊和東南方向又被波蘭和捷克夾住，二戰盟國施行的解決方案確實令德國縮水，無法加以改變。在不重蹈種族主義和領土掠奪覆轍的前提下，德國在歐洲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對手，在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社會福利和公共秩序，政治體制和國家凝聚力，以致思想輿論諸方面都居領先地位，“德國制造”直接表示的就是可信度，德國以一個中等國家的規模長期出口第一，直至　2010　年才被泛濫全世界的“中國制造”追上，可見其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近乎完美的產品質量，與目前主要依靠服務業和金融財技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美國大為不同。在軍事上倍受約束的背景下，德國也擁有歐洲最好的軍隊，各項裝備依然先進，甚至是美國軍隊對外采購裝備的主要對象，雖然失去了二戰時期德國軍隊舉世聞名的銳氣、堅韌和紀律，仍然不會弱于任何歐洲國家的軍隊。
　　德國人力資源占優，源于它的出色教育，特別是職業導向的教育機制，加強了產業生產能力和就業人員素質。德國雖然沒有英國法國占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但軟實力超過那兩個國家，沒有海外殖民地問題和遺留下來的復雜種族問題，特別是沒有英國由于緊緊跟隨美國而毀譽參半的焦慮，在今后聯合國實施改革的時候，德國很有可能升任常任理事國。當歐盟的政治軍事一體化成型時，德國理所當然地是這個組織的真正軸心和基礎，擴大德國自己的掌控范圍，從而縮小目前存在的德法軸心。
　　如果德國能夠順利得到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國際政治地位與英法相等，而實際地位則高于兩國，那么在歐盟之內就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了。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德國經歷了漫長的努力和耐心等待，特別是費盡心機地甩掉由二次大戰戰敗而背上的沉重包袱，從廢墟中升起。德國的做法在對待波蘭的問題上就比較典型。
　　像波蘭擁有原先的普魯士這樣的重大領土劃分，只有在德國相對疲弱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而此時波蘭背后的強大蘇聯早已不復存在，二戰盟國借波蘭之手懲罰德國的強烈愿望早已消逝，波蘭在聯盟內桀驁不馴、渴求優勢地位的野心也造成與其他成員國的矛盾。
　　如果不計美國的外部因素，德國依然是新歐盟集團中的老大和核心，只不過此德國依靠經濟實力而不是軍事力量領袖歐盟各國，不再遭受以往來自各方的道義譴責。在這種情況下，波蘭面臨的形勢就相當微妙，在傳統的各項實力對比中居于劣勢，只有外靠美國，滿足美國的要求并且獲得援手，內部則經常敲打德國，占居道德高地，讓其牢記對波蘭欠下的血債，不得自滿和再來尋事，放棄對那些領土的惦記和覬覦。這些手段在對付平常狀況下的德國是有用的，在歐盟的框架之下也不會再起戰端，德國為了歐洲的整體大業可以放過一些小事，但是能夠忍受多久則是個問題，這些依靠歷史糾紛遏制一個已經悔改的國家的手段能否長久保持魔力更是個問題。此類挑釁歐洲國家集團核心的行動仍然會引起不安和醞釀將來的麻煩，德國依靠其核心地位至少可以拒絕讓波蘭享受某些利益或者減少扶助波蘭，特別是在美國過分利用波蘭在歐盟內部挑起爭端的情況下，為了歐盟的整體利益德國會有相應的措施加以對待。
　　德國巧妙利用地國際大勢發展自己的力量和擁有的傳統優勢，避免招致兩個超級大國的懷疑和敵意，即使不采用德意志帝國和希特勒帝國的戰略，仍然達到了成為歐洲首領的目的，在自己天然的優越基礎上通過合理與無人質疑的積極競爭變為地區大國，從而重新奪取以前一直向往的頭等國家位置。如果歐盟設想繼續保住自己世界重要一極的地位，德國就是歐洲的希望，德國的經濟是歐元最穩固的基礎，這樣一個成功復興的實實在在的榜樣，綜合實力在歐洲三大核心國中居前，又沒有像美國英國那樣任意采用受人非議的軍事手段，因此擁有成為歐盟領袖乃至世界級國家的雄心和能力。
　　英國是歐盟中的異數，地位十分獨特和格外微妙，他們在內心里從來不把自己真正當做歐洲人，歐洲人是指那些在歐洲大陸土地上生活的人，英國人是獨自成型，不受歐洲大陸的紛擾，同時還要從歐洲人那里獲得發展機會和各種利益。英國曾經擁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更習慣于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而不是歐洲的一部分，這種遺傳下來的心態在大英帝國退化為聯合王國之后依然頑強存在。英國即使在歐洲大陸上遭到挫折或者排擠，也要打消那些歐洲國家與它爭奪海外殖民地的企圖，如敦克爾刻和北非戰役所示。
　　以工業和貿易為經濟支柱的英國擁有廣袤的外在領地和市場，別國無法相比，因此并不在乎大陸上的一時失利，反而會竭盡全力阻止像德國這樣的對手獲得海上貿易的主導權，甚至采取封鎖港口和航線的極端手段將對方扼殺。英國人至今對歐洲大陸心懷戒懼，害怕受到牽連和污染，特別是對東歐中歐南歐的國家，那里存在的種種民族宗教麻煩沖突令他們不勝其煩，感覺遠不如自己的寧靜小島，寧愿相信英吉利海峽的隔離帶給他們的安全感，進可攻，退可守。他們也對布魯塞爾的眾多歐盟官僚機構敬而遠之，擔心在那里搞出來的各項規定影響自己的生活和秩序，偏向和便宜了歐盟內其他小國的民眾。這也是他們不愿意使用歐元的原因之一，難以舍棄他們鐘愛的代表高貴身份的英鎊。以往的英國甚至是歐洲大陸的禍害，為了自己的強大而在歐洲樹敵，挑撥離間，利用大陸內的對抗來削弱潛在的對手，從而使自己保持不敗的地位。這是英國奉行千年的策略，外交政策的瑰寶，受益匪淺，極難改變。對英國人來說，要他們承認需要歐盟是很不容易的，真正融入歐洲是個將來和遙遠的議題，他們要看到確實的利益和降低預期的風險，才會相應地加快融合的步伐。這種消極懶惰的態度對那些傾向于投身歐盟的英國政客附加了很大的壓力，束縛了他們的行動。再加上英國與大洋彼岸美國的特殊關系，導致過分依賴遠親，如果沒有美國的撐腰，當今英國在國際社會獨立行事時會處處遭遇摯肘。連與歐洲社會民主黨派同出一源的工黨領袖布萊爾都做出親近右翼保守派小布什的表示，令歐洲大陸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左翼政黨非常不快，也加劇了英國與大陸的隔離情緒。
　　英國在美歐中國幾大勢力之間首鼠兩端，這一特點在香港匯豐銀行的戲劇性飄移過程中表現得格外明顯。當年香港回歸大陸已成定局時，香港英資不免心急，各尋出路。發跡于香港的匯豐不愿意像英資怡和那樣全面遷到新加坡，因為由香港搬到另一個亞洲國家，明顯是在逃亡，對中國不敬。匯豐找到了更好的理由，宣布回到它的祖家英國，號稱是回老家，因戰略改變而作出的商業決定，仍然在香港上市，但業務要沖出亞洲，這些理由似乎更為合理，對大陸的刺激沒有怡和搬家那么強烈。匯豐遷至英國的另一目的是接近歐洲，利用歐洲的資源和金融實力壯大自己，因為當時英國政府背靠美國，極力打造金融城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模仿美國的操作模式大玩財技，一度非常進取，吸引國際資本和促進英國經濟，表現優于歐洲大陸國家，風光無限。
　　匯豐也采用類似的模式和戰略，并大舉進軍美國，收買當地金融資產，變身為歐美亞跨國銀行，名列世界前幾位，感覺甚好。
　　繁榮期過后，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人玩弄財技的危險充分暴露，結果英國受到的打擊比美國人還大，金融城崩潰，銀行倒閉或被收歸國有，原先的繁華興盛一下轉為敗象，方才知道美國人的騙術厲害。匯豐銀行的收入大幅縮水，和其他英國銀行一樣面臨巨大虧損，利潤主要來自一度被忽視的香港和亞洲。
　　看來歐洲是靠不住的，美國的虛幻繁榮更可能轉眼逝去，世事逆轉，匯豐不得已放下架子，再回發祥之地，在　2010　年把行政總裁辦公之地搬回香港長駐，美其名曰聚焦亞洲，實際是承認過去判斷錯誤，對英國失望，不愿繼續錯過機遇，力爭在未虧損的亞洲和中國市場再度賺錢。
　　英國人背靠歐洲又以親近美國人自傲，習以為然，游離于歐洲大陸之外，但是同時也陷入可能兩邊都不討好的境地。美國人的態度變化不定，有時也并不放過自己這個最忠實的盟友，美國基金曾經大力狙擊英鎊，政府并未出面禁止，但在沖擊香港市場時放了英國一馬，等待英國總督撤出之后才啟動。由于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英國實際上還有再次遭受國際投機資本打擊的可能，只有指望美國政府出面約束那些游資，適當控制沖擊的規模，以免英國金融和經濟大幅下跌，國家破產。英國人身處這一類不利形勢之下就會發現還是歐洲大陸的模式比較穩健，受到損傷較少，還有可能在歐盟框架之下得到支持和資助。英國面對一個兩難的局面，必須與美國搞好關系，利益所在，得罪不得。英國在與阿根廷的馬島（福島）之爭上，也許沒有歐盟成員國真正給以實力支持，最后還是要依賴美國出面和提供關鍵性的支持。
　　而在另一些重要時刻，比如此次金融風暴，英國仍然被迫要與歐盟其他國家拉關系，美國人不一定靠得住，即使是在奧巴馬民主黨政權之下，美國利益也可能與歐盟以及英國利益發生沖突。
　　在國家層面上，英國更多地是和美國站在一起，而不是作為歐盟的代表，即使力圖帶上歐盟的色彩，也被人視為美國的代言人，因此倒還不如固守英美特殊關系的格局。但是英國又離不開歐盟，如果那樣做的話它將被徹底拋棄，在歐盟內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真實盟友。很多英國人對他們的近親美國人的作為都不以為然，政府過于接近美國同樣會招致國內的普遍不滿。英國一位名記者曾經與美國保守派大將進行電視辯論，氣憤得連當年美國沒有及時援助英國抵抗德國、等待日本襲擊珍珠港后才采取軍事行動的往事都提了出來，看來英國人對美國人的很多做法都是不滿意的。以黨派而論，如果是英國右翼保守黨執政，英美關系融洽還可以理解，畢竟意識形態接近，但由工黨出來做美國最緊密的盟友，則十分反常，主政的民主黨奧巴馬在面對一個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時也同樣會有尷尬的感覺。
　　近些年來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政局次序似乎總是相逆，接不上茬，克林頓面對保守黨，工黨布萊爾上臺后不久就面對執政達八年的小布什，而奧巴馬則有可能面對取代工黨的保守黨首相卡梅隆。黨派和理念之爭間接影響國家關系，至少達不到十分融洽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可能被迫選擇回歸歐洲，以減少與美國的糾葛。同時，美國人對英國的依賴程度也在降低，因為它在歐盟內部已經找到一些出力執行離間任務的中小國家，在美國的直接掌握之下，利用歐盟的協商和投票機制擾亂歐盟，借機阻撓對美國不利的行動。這些國家出于接受援助和抵抗俄國的原因甘愿聽從美國的指示，有時比英國的表現還要親美，因此英國受到的來自美國的壓力相應會小一些。
　　英國人既想依靠歐洲大陸，又極力傍上美國，這一于己有利但經常矛盾的行為方式將導致它在歐盟內地位下降，被邊緣化，降低左右和影響歐盟的能量，從而削弱三大核心國家主導歐盟的力量總和。英國的地位是否穩固取決于歐洲是否繼續分離互爭，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大陸歐洲人花了幾個世紀和兩次大戰的代價才稍許明白一些，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還是容易受到英國的蠱惑，主要是被個別利益吸引。在統一的歐盟逐漸走向德國軸心的趨勢下，英國的角色很難確定，很有可能繼續保持游離于歐洲大陸之外的定位，也仍然可能是歐盟之內的特洛伊木馬，不時為美國出頭，那樣它對歐盟的貢獻將會相對減少，與歐洲國家的關系趨于平淡，集中于保持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合作。英國孤立于美國和歐盟之外，目的可疑而前景充滿不確定性，或許會出于不甘心被限制在與歐美的固定關系中而爭取接近中國，稍微彌補這一實力平衡中的缺陷。
　　法國作為歐洲核心國家，曾經是德國的宿仇，目前又成為德國在歐盟內的緊密盟友，構成德法大陸軸心，稍微遠離偏向美國的英國，局面比戴高樂時期孤立面對美國的情況要大為改善。
　　法國因為伊拉克戰爭與美國交惡，在安理會最后實質上否決了支持美國出兵的決議，迫使美國人日后不停地操心發動戰爭的合法性和最終必須承擔的相關罪責。法國為此付出了代價，連法國薯條也被美國人擅自改為自由薯條，香檳銷量隨之大減，保守派執政的美國與自由派的法國相互言語攻擊，也影響到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法國彼時身后已有歐盟，增加了對付超級大國的底氣。
　　英國完全幫不上法國的忙，失去在美國和歐洲人之間斡旋溝通的資格，是無一用，歐洲人和法國人的怨氣還要發在跟隨偏幫美國的英國人身上。法國與美國關系中的裂縫還要法國人自己去應對和填補，僵持一段時間之后，由薩科奇政府出面修改政策，美國人也從戰爭初期的亢奮中清醒過來，特別是奧巴馬上臺讓法國人松了口氣，雙邊關系恢復正常。
　　法國的選擇和行動最終取得正面效果，獲益良多，基本上是為自己和歐盟在世界上的存在發出聲音，表現了戴高樂以來的獨特性，設想如果當時法國順從美國的意愿支持攻打伊拉克，那么現在法國的國際地位將隨著美國一道下跌，失去獨立性和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法國與德國相比的優勢在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和至今仍然獨立掌握的核武器，世上少有，令眾多擁有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都羨慕不已。前一個優勢是以一個虛弱的戰勝國身份勉強得到的，法國在二次大戰中的表現大概與此身份完全不配，只是因為是個重要的西方國家而被接納。而后一優勢也是勉力而為，和美蘇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核打擊能力基本是個擺設，但是進入世界核俱樂部的象征意義更大，而真正獲益的是法國民用核能產業的發展。在歐盟這一政治實體內，法國的這兩個優勢還是非常重要的，表面上不輸于英國，又吸引德國的注意力。德國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裝備精良的常規軍隊，但就是缺少這兩樣東西——頭等大國的入門證，即使今后能夠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位子，在核武器方面沖破陳規的希望則很渺茫，因此非常羨慕法國全力保存下來的獨有軍事利器。德國法國各自的優勢相結合，足以壓倒英國，綜合實力將成倍增長，發出的聲音更為有力有效。但是目前的德法雙軸心還不能共同運作和使用，常有不同意見，并不是一個國家，而歐盟內已經形成集體共管的機制，投票立法過程中不確定性很大，特別是在美國策動部分傾向于自己的小國出頭采取不同立場時，都有可能延誤和阻礙歐盟的集體性行動。法國雖然以區內大國自居，在規則的限制下也要認真對付來自某些角落的挑戰。老歐盟的架構對法國這樣的大國比較有利，而新歐盟的龐雜特性使法國人也時常有無法做主的感覺。
　　法國是個奇怪的國家，曾經統治過英吉利島，又出過拿破侖這樣歐洲鮮有可比的偉人，因此行為處事都與眾不同，保持高傲的心態，加上歷史悠久，長期居于一個大陸的中心位置，比較像是歐洲的中國，對英語把法語壓下去很不甘心。另一方面，當代法國人又普遍具有慵懶愛計較的特性，安于享受，二十世紀以來少有作為，軍事上的失敗反映更多的是滿足現狀的民族特性，在德國占領區內依然保持著隨和有序的固定生活方式，似乎沒有受到什么干擾。法國的希拉克政府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抵制為法國在世界上挽回一些聲譽，最近的強勢總統薩科奇似乎有重塑法國強國形象的雄心，堅定支持和保證歐盟的存在和擴大。但是法國的總體形勢和問題都與法國強大的左翼有很大關系，作為一個較早發展的西歐國家，工人運動歷史悠久，戰后的左翼政黨和政府是國家政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無論上臺執政或是作為反對黨都發揮重大影響，右翼的薩科奇戰勝了左翼社會黨候選人而當選為總統，但在2010年的地方大選中又敗給左翼黨派，顯示法國內部左翼擁有足夠的實力和制衡力。
　　他們促成建立現代全面的福利社會，利用工會和罷工等手段與資方相對抗，給以工人寬松的待遇和時間較長的休假，爭取到的很多權益都被寫進政府法規，難以修改和廢除，勞資關系中的靈活性比經過改良的德國還要差。法國政體具有獨特的七年總統任期，總統總理既有職權之分，又有黨派之爭，宛若中國民國時期的府院之爭，另外中小黨派眾多，結盟分化頻繁，政治議題分散，政壇格局有向意大利靠近的趨勢。法國雖然有眾多令人賞心悅目的古跡和安然自在的鄉村田園風光，特別是巴黎的風韻，但是它在經濟各方面都被其他兩個核心國家拉下，面臨增長放緩、人口老化、長期失業等許多內在復雜問題。法國在軍事上還可以依賴一些海外領地，特別是對非洲的一部分和其他說法語的國家保持了一定的影響，除此之外的勢力范圍相當有限，即使在緊鄰的地中海地區也無法號令其他國家，包括非洲國家、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都很少認真看待法國提出的要求。
　　法國能夠認真對待德國問題，在歐洲一體化上與德國共謀，依照過去幾百年的經歷，特別是被德國武力占領的經歷，這個轉變很不容易。一次大戰后法國犯了錯誤，強硬對待戰后的德國，結果招來沉重打擊，被逼喪國，再次失敗，慘勝之后，高傲的戴高樂被美國蘇聯壓了下去，法國在對待德國方面也不具有一次大戰后那樣的實力，因此幸好沒有將德國再次逼上對抗的道路，減輕了負擔和威脅，反而在隨后的年代里面與德國達成共識，開啟構造歐盟的事業，直至今日。法國的薩科奇總統被視為懷有野心的小拿破侖，這同時也是法國的抱負，但要依靠歐盟來實現，路途并不平坦，內有德國軸心的成型，外有歐盟之上北約的禁錮，難以擺脫，也是法國無法忽視的一塊心病。歐盟成員國的軍人經常被美國人拉壯丁，到其他國家執行任務，而歐洲本地的軍隊既無明確組織又欠缺人員，只有在歐盟擁有自己的軍隊時才能名正言順地將被北約強行派出的部隊撤回來。那時將是歐盟與美國的攤牌之際，隱含著北約的解散，由歐盟軍事組織代替，成為歐盟真正自立的標志。法國總的來說是邁向那一長遠目標的主要推動者，但確實擔心自身實力不濟，無法與美國人抗衡，只有在歐盟體系中內靠德國，不強爭領導地位，外部和英國一樣，與中國建立了經常性關系，以在必要時獲得援手和巨額利益。因此法國一向迫切需要利用歐盟這樣一個組織來為自己出頭，這是它歷經幾十年的曲折和出于國家特性作出的戰略決定，既然不能獨自挑起世界大國的責任，就必須依靠一個有實力的聯盟，等于放棄自己堅守幾個世紀的領袖心態和敵視歐洲內挑戰者的習慣，以交換實現歐盟真正自立的最終目的。
　　歐盟萌生和定型的戰略思想基礎就是獨立于美蘇超級大國，目前規模已經擴大至美國之上，實際上是很容易與蘇聯解體后的俄國聯營合作的，這里面存在著歐洲和俄國各自的需求關系。俄羅斯畢竟是歐洲大國，領土相連，無海峽阻隔，近代以來的一貫傳統就是向西看，即使是在冷戰之下被嚴密封鎖的時刻，它的主要目標和命運之地也是西方，問題只是如何不讓西方占據自己的勢力范圍和主宰俄國，其他倒不是特別值得考慮的因素。這也就是為什么蘇聯解體后俄國曾經大幅度倒向歐美，似乎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歸宿，一個作為歐洲人的俄國的歸宿。
　　知識分子的回歸心潮尤其強烈，不僅放任東歐的離棄而去，自己也以西化緩慢而自責，處處模仿不遺余力。與俄羅斯對中國的持續猜忌相比，俄國人與歐洲人的心理差距甚小，只要歐盟稍微示好就愿意融洽相處。但美國這樣的世界霸權依然容不下一個格外謙讓的俄國，始終采取各種手段加以遏制，特別是在華約解體后居然大力加強北約，持續東擴，使歐盟也難以向俄羅斯開放和自作主張地加以接納。在歐盟仔細審視自己的整體戰略時，與新俄國的正常關系實際上比較符合歐盟自身的利益。歐盟的主要國家都在歐洲大陸，與俄國有地理上的聯系，特別是西歐領土面積如此之小，非常容易受到來自俄國的軍事和政治沖擊波，也逃不脫東邊的勢力影響范圍。與其強烈對抗和東進擠壓，還不如同俄國友好相處，獲得共同利益。法德意等歐洲大國與甘于自外的英國不同，他們必須首先考慮歐洲的整體利益和生存，因此必須同俄國打交道，最好的選擇就是勸說俄羅斯延續以前向西看的傳統，融入西歐的體系，并且為歐洲的整體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在俄羅斯的潛在貢獻這一方面，歐盟十分看重俄國在對抗美國時的實力和努力，那將增加歐盟整體的力量。如果把西歐擺出去與美國單獨競爭甚至對立，他們自認實力不如，經濟領先性不足，特別是核心國家總經濟總量不敵美國，身后不少中小國家又偏向美國，內部糾紛不斷，反而不如俄國這樣的單一大國能夠把握住基本方向，認真進行復蘇和與美國的競爭。普京時期和梅氏時期，俄國都開始向西歐靠攏，沒有把歐盟國家作為主要的打擊目標，因為他們明白，俄羅斯決不應再是那個威脅西歐的蘇聯，如果沒有美國的挑撥和拆臺，俄國與歐盟會在利益上息息相關，很多矛盾都容易協商解決。在南斯拉夫和科索沃爭端之后，俄國對歐盟的威脅漸弱，歐盟的地盤也趨于穩定，除了美國操縱的北約東擴外，大的矛盾沖突將會減少。而在經濟上，歐洲國家也開始依賴俄國擁有的豐富資源，耗費巨大，稍有不慎就會被俄國卡住能源供給。這一問題的戰略意義日漸明顯，關系到歐洲今后發展的大局，既能為俄國帶來巨額收入，有利于經濟增長，也解決歐洲的資源之渴。世界能源為美國所控制，中國也開始成為能源消耗大國，歐洲在爭取能源延續經濟增長上面臨著激烈的競爭。
　　在各大洲之中，俄羅斯占有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領土，東部將是今后世紀的主要能源來源地，不屬于美國和中國，只要俄國順利融入歐洲或建立特殊關系，歐洲今后的能源問題基本上不會演變為重大麻煩。歐洲的技術和俄國的資源結合起來，效率提高將超出想象，歐洲將不必依靠其他大國，不受霸權美國和崛起中國的左右，這才是歐洲的未來，是歐洲今后應該執行的百年大計。因此，拉俄國入圍和合作是歐洲的利益所在，而且沒有太大的意識形態障礙，因為在蘇聯社會主義結構解體之后，俄國仍然是西方基督教覆蓋之下的國家，與中國不同，在溝通上沒有什么問題，特別是在今后面對一個更加西化的俄國時，歐盟的心理負擔和壓力將大為減輕。為了將來的命運和生存，歐盟都必然要緊密聯絡俄國，而不應像美國一樣盡量侵犯俄國的戰略利益，也要全力避免來自內部個別國家對俄國的仇恨和對抗。歐盟本身的經濟實力已經足夠強大，如果再加上俄國的自然資源和硬實力，歐洲大陸將成為世界大局中的一個極不過分樂觀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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